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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儿童营养，不仅能促进儿童身体发育，对于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学业表现也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儿童营养一直是关注儿童发展的基金会的重点关注议题。2020年5月28日，CDR邀请安利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张铮、刘雅儒为成员机构分享“为5加油”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安利公益基金会重点关注贫困儿童的营养和教育议题，约每五年运行一个核心项目， “为5加油”是其近五年的品牌项目。该项目瞄准中国3-5岁农村儿童的营养需求，通过发放儿童营养咀嚼片和开展食育课程教育的双重干预模式，有效促进了儿童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和认知能力的提升。项目建立了较系统化的监测评估体系：日常执行数据监测+成长指标一年一测+认知能力三年一测+社会影响力五年一测，该体系有效促进了项目的快速迭代，并为行业发展和政策推动积累了实证数据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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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卜一（CDR）：
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CDR的于卜一，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线上研讨会。今天报名这个活动的有将近50位伙伴，主要是来自我们CDR的成员机构，也有一些是请咱们安利的伙伴定向邀请的一些合作的同行，非常欢迎大家。首先请大家简单的按照我说的签到的步骤来改一下大家的备注，这样便于我们后续的互动讨论的交流。
首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CDR。CDR的使命是服务中国资助者，探索有效公益，推动社会问题解决。这句话里面其实包含了我们成员伙伴的一个特征，还有我们的两个核心目标。我们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的资助型基金会，或者是有稳定资助业务的同行。我们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我们希望中国的资助机构能够带动伙伴们一起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能够更加有效率有效果地解决社会问题。第二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资助机构在三个层面，组织管理、业务战略和公益项目这三个层面能够探索出一些好的做法，然后我们会和伙伴们一起把这些好的做法梳理成本土案例，写成文章，分享给咱们更多的公益伙伴来学习。
基于我们的目标，不管是说让业务更高效，还是说让项目更加有效，监测评估其实都是一种比较有力的方式。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会陆续推出几场监测评估与学习主题的研讨会，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今天我们首先选取了一个儿童议题，因为这个议题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伙伴在关注，这次报名的时候也看到有大概9家伙伴的机构是正在参与这一类项目的，所以我们这次邀请了安利公益基金会，他们是在儿童营养议题上有多年的深耕。过去的5年中，他们做了为5加油这样一个核心的项目，是通过比较完善的监测评估体系，积累了很多的实用性的经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刘雅儒和张铮，他们每个人大概用20-25分钟的时间来为我们分享为5加油的监测评估体系和发现。
然后两位嘉宾分享之后会有30分钟的互动问答的时间，互动的环节，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聂景春老师，聂老师是在农村学生健康研究和影响评估的方面有比较多的经验。大家互动之后，我们会请聂老师来做一个点评。在雅儒和张铮分享的期间，我们是没有间歇的，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用这样两种方式提出来，一个是文字，在聊天框里面输入问题，输入问题之前希望大家都能够改好自己的姓名和机构，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你。另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在参与人那里点自己的名字，然后举手，这样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会请大家来语音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问题，然后和嘉宾讨论。那么我们下面就邀请雅儒为我们做你的主题分享：为5加油如何从问题和需求出发构建变革理论与评估体系。
刘雅儒（安利公益基金会）：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公益基金会的刘雅儒，我这次为大家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安利公益基金会近5年来的一个主营项目，为5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的变革理论和监测体系。这个题目可能有点学术，我们会从三个问题来讲，首先是为5加油是什么？第二个是为5加油有什么用？第三个是如何证明它有用。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为5加油是什么？为5加油它其实是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加上这个后缀大家就应该了解到，其实这就是一个营养项目。营养改善计划有三部分的内容：精准干预、赋能支持和政策倡导，具体内容是发放多益点营养咀嚼片，然后改善儿童因为微量元素缺乏而导致的营养不良问题。第二是赋能支持，我们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开发了一个营养食育课程，就是食育盒子，培养儿童健康饮食习惯，因为最好的营养其实还是通过均衡饮食，从食物中去获取，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同时我们还会开展中长期评估，总结经验，希望推动国家政策的一个完善。通过一系列的这些（努力），截至目前为5加油覆盖了11个省22个县798所幼儿园，当前的一个受益儿童超过5万名，累计受益儿童也超过了8万名。
前面说了为5加油是什么之后，为5加油到底有什么用呢？儿童营养状况其实是整个人群的一个最敏感的指标，也是人口素质的基础，这个结论也是国际认可的，这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包括中国发布的国民营养计划都提到并重视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安利与中国营养学会合作，进行了中国学龄前儿童营养状况调查分析。近些年我们儿童营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主要表现在宏量元素上的一个补充，包括碳水、蛋白质、脂肪等。但是微量元素缺乏导致的生长迟缓、缺铁性贫血等问题却日益突出，所以我们将需求就锁定在了一个隐性饥饿上，也就是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的一个营养失衡。
在中国其实儿童营养问题并不是现在才被提到，这一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目前3-5岁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国家对于0-3岁是有营养包干预的，包括母婴1000天健康行动等这些都是为儿童出生1000天做一个营养方面的支持。对于6岁以上进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其实国家也有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包括也有营养餐之类的。对于3-5岁同样处于身体发育关键时期的儿童，却处于营养政策空白的阶段。我们通过2014年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发布的一个数据，可以明显的看到3-5岁的儿童状况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这是因为营养政策断链使所有的之前的一些投入事倍功半了。
前面我们确认了需求，就要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恰巧安利全球CSR其实是有一个项目叫power of 5，也是一个营养补充项目，它在南美洲、非洲、东南亚针对贫困地区营养不良的儿童进行了一个营养撒剂的补充，但是它的补充范围不是很大，儿童量也比较少。 但是我们参考power of 5 决定也在中国做这样一个全新方向性的尝试，通过对微量元素的补充，帮助孩子们实现营养改善。
为此我们纽崔莱儿童营养公益研究院也和中国营养学会共同开发了一款针对中国学龄前儿童体质需求的公益产品，就是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多益点，这就是我们的营养咀嚼片。和一般推行的营养包不一样，我们没有采用营养包通常的那种撒剂的形式，而采用了咀嚼片的形式。这也是考虑到一方面幼教老师他的精力有限，没有办法为每一个小孩子每天都做冲泡。第二是考虑到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有些很多地区其实是缺水的，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按照要求的水质和水量做冲泡的配比。但是这一个小小的改变，其实为我们整个项目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我走访了不少的项目县，小朋友其实特别爱吃这样一个糖果造型的多益点。还有老师直接叫他爱心糖，所以通过最近的一次问卷调查，多益点的依从率高达了98%，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我们在产品的设计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
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入口的项目，安全问题其实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把控因素，所以咀嚼片中间还有一个防窒息孔，这就是防止出现一些窒息的安全隐患。目前我们一共发放了超过3000万片营养片，均无一例食品安全事故，这也是我们通过接下来会讲到的一些监测，包括一些管理，达到的一个效果。
内容设计好了之后，我们需求要从哪里找呢？刚好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了一村一园的山村幼儿园计划，目的是探索怎么样让偏远山村儿童能够就近享受到学前教育的机会，这就帮助我们找到了最需要获得营养帮助的贫困学龄前儿童。
根据安利基金会上一个营养项目，春苗营养厨房的项目经验，我们规划了与教育局合作落地实施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模式。前期的调研和设计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为5加油的一个变革理论模型。由于微量元素缺乏所导致的营养不良及高风险的3-5儿童，就是我们的服务群体。然后我们通过刚刚提到的精准干预多益点，赋能支持食育盒子，包括评估所带来的政策倡导，达到首先第一个是儿童营养不良的改善，衡量标准是身体指标达到对应年龄段的平均标准以上；第二是健康习惯的养成，包括了解基础的营养知识，并且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最后达到这样的两个目标。
基于上述的一个公式为5加油项目组，在整个项目设立之初就已经设立好了评估机制，通过定制开发为5加油项目的一个管理平台，作为监测整个项目的执行过程。在成效方面，我们也委托了中国疾控中心完成学龄前儿童的一个身体指标的评估，同时配合问卷调查作为短期成效评估。长期我们也会通过管理平台去检索异常的数据，并且进行抽样的调研。总的来说我们整个监测模型就是日常执行数据监测，加上一年一测的成长指标，加上三年一测的认知能力，最后五年一测的社会影响力，后面会展开说明一下。
说回我们这一部分的标题就是为5加油有什么用，以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年度成就。去年安利基金会与CDC和中科院一起联合展开了第二次的项目效果评测，根据数据统计，项目组儿童的贫血率和生长迟缓率，两大核心儿童健康指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中贫血率在2017年一年干预下降22.1%的基础上，又降低了55.6%，生长迟缓率本身在干预下降了54%的基础上，又下降了65.4%，然后同时患病率也降低了67%，可以说项目成效特别的显着。
看完我们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成绩，就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最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如何证明为5加油有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找到了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然后设计了完整的监测评估体系，监管执行过程和测量项目的一个成效。
首先就是确定服务对象。我们其实刚刚提到了锁定了政策空白的3-5岁学龄前儿童作为我们的服务对象，确认了年龄段，执行范围如何确定呢？刚刚除了我们最有效的合作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多方合作，前面提到首批为5加油落地，其实是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山村幼儿园一起去执行落地的。同样一些国家机构的对口扶贫项目地也是我们最大程度上最快地获取、知道怎么样需要帮助的地区。然后在了解项目内容之后，我们一些合作或者交流的NGO也在获取一线的一些实际需求，也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项目地。比如说四川昭觉、广西桂平、云南东川，这些都是通过当地的一些NGO的小伙伴给我们做推荐的。
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和完整的监测体系。其实安利公益基金会一直是每5年做一个核心项目，在为5加油之前，其实就是春苗营养厨房也是做了5年，为5加油就是我们2015-2020年的一个核心项目。其实我们项目在设立之初也就已经做好了一个5年可能会停止或者退出，在做一些探索性的创新。我们明确了要做这样的一个知识和政策的贡献，所以在设立之初，我们就已经定好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刚刚提到的日常做一个执行数据的监测，一年做一次成长指标的监测，三年做一次认知能力的监测，最后五年做一次社会影响力的评估。
除了上述工作之外，我们其实2017年项目基本成型之后，也委托了北师大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作为第三方对我们项目进行设计上、执行上、效果和社会评价方面的一些评估。
下面我就主要说一下我们整个监测过程中的一些创新和亮点。其实在项目成立的时候，就和我们的监测内容是一起设计的，其中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一个监测工具就是我们的项目管理平台。这个项目管理平台它就是帮助山村幼儿园的老师简单操作，上传日常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执行数据，并且及时反馈问题。对于整个管理平台，我们在做了一个工作量的评估之后，我们没有做新的APP，其实我们是做一个公众号兼容的h5页面，这样对于幼教老师来说更高效更快捷，能够上到我们的管理平台，并且做数据的一个录入。
我们做管理平台当时其实就是有4个目的，第一个就是监控各个项目地是否按我们的计划去做了一个项目的实施。第二个就是从老师们提交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挖掘到很好的一些故事、实践，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老师，供各个老师在开展食育课的时候去做借鉴。第三，我们其实是一个公募的项目，所以也维持基金会与捐赠人的沟通，让捐赠人更了解一线的一个活动情况。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为审计提供项目执行的数据，这些都是一线老师直接录入的数据，所以对审计也有帮助。
这就是我们平台上传的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张其实是我们做审计用的，我们要求在收到多益点的时候，把多益点和儿童一起拍照，这样的话能够直接看到其实物资已经下发到个人。第二张是一些小朋友在平时日常活动中所上传的一些照片。
同时我们在开发管理平台的过程中，也通过监测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开始开发管理平台的时候是纯电子化的，老师是通过手机的界面要求，比如说填写做签收，做一些孩子成长的身高体重的数据并录入，都需要老师手动填入我们的管理平台系统中，但是我们后来从用户反馈发现，很多老师填着填着就不写了，是因为很多乡村地区的老师可能是因为年龄偏大，或者是工作较忙，不太适应线上填写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根据老师的使用习惯做出了一个改变，做成了老师们习惯用的那种纸质手册，就是屏幕中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和右边的这样的一个纸质手册，老师们手写之后直接拍照上传到系统里。用这种方法其实为我们基金会内部统计，还有数据分析其实是增加了工作量的，但是却解决了老师不愿意上传数据这样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 这也是根据我们管理平台不断监测提交的用户反馈去改良的一个项目运营。
刚刚说到如何保证老师能够及时上传并更新呢？我们是采用了每个月两百块钱的一个激励机制，鼓励老师实施我们的为5加油的日常工作，其实工作不难，就是每天一片多益点，再加上一些签收数据的一个上传，但是最重要的是坚持并且及时更新，所以我们也会做一系列的激励机制。
除了一线老师幼教老师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监管环节，就是教育局负责项目的老师。因为为5加油的规模是11个省，22个县，近800所幼儿园，目前服务的学龄前儿童有超过5万名，但是我们的项目官员只有两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如果想要减轻我们的负担，并且维持项目一个非常良好的运营的话，必须得从与各个教育局老师对接做起。因为我们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各个项目县出差，所以最高效的管理就是对接好各个项目县的教育局负责老师，由他们作为整个项目的监管人，然后来督导整个项目的执行情况。所以从前年开始，我们项目组会组织各项目地的教育局，开展一个教育局交流会。交流会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比如说2018年教育局参观了我们多益点的生产工厂，可以看到整个工厂的一个透明化生产过程，增加了教育局对我们项目的信任度。同时我们在交流会的过程中，也可以监测到教育局督导执行的一个情况。第三是我们可以表彰优秀的项目，可以鼓励教育局交流各个项目的经验，因为有很多一线的一些项目经验或者技巧是我们作为项目官员或者是作为项目执行人员没有办法直接去看到的，每个项目县去交流，也有利于与他们的项目执行。最后就是总结整个项目的成效，也听取各个各地对整个项目的改善建议，最后还会汇总一些新的需求。
新的需求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举办教育局交流会的时候，各个地区也会提出他们关于比如说儿童营养或者儿童健康方面的一些需求。比如之前有提出有些幼儿园中午没有小睡床，或者有些幼儿园它的小厨房的设施非常简陋。我们汇总完这些需求之后，根据捐赠人的意向，会做出一些额外的捐赠给到他们。
为什么要监测以上这些执行内容？其实很简单，最重要的就是获取执行情况。因为我们项目县较多，在执行过程中只能通过教育局去完成。通过管理平台，我们就直接监测到幼教老师的一个执行情况了。
第二是改善项目。改善项目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从电子化又改为纸质化这样的一个小小改善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小故事就是我们营养片的一个口味的改良。 因为大家知道营养片小朋友是一天吃一片，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是很容易吃厌的。我们最初营养片其实是通过试吃，然后选择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口味，但是我们从儿童每年的一个多益点依从度的调查，看到越来越多的小孩不愿意吃了表示吃腻了。主要原因我们问到了，是因为不适应营养片中含有的DHA的腥味，于是我们在2018年重新做了一个口味的改良，这次我们就研发了一共14种口味，甚至有焦糖海盐味。于是我们也邀请了安利公司专门做口味测试这样的一个团队到实地进行测试，最终将带有腥味的DHA成分改为了对眼睛有好处的玉米黄质，口味也从偏酸改为了偏甜，甜味是由木糖醇来提供的，所以整个营养片在改良之后虽然成本略有提高，但是大家从依从率也可以看到，已经有高达98%的依从率了，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改良。
第三个就是审计需求。贫困山区很多都分散的很开，作为公益项目有些签收又要求到人，线上物资签收可以减少收集签收表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最后一点就是捐方服务了，作为一个公募的项目，我们是有责任为捐赠人提供透明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情况。
说完这些之后，就说另外一个评估的关键因素：如何衡量成效。
先说我们的第一个变革理论的成效指标：营养不良的改善，身体指标均达到平均年龄段标准以上。 我们的评估方式如这个表格所示，采用了三种组合，均有项目组和对照组。评估的主要内容也都是常规的体检检查，再加上综合发展评估。我们的成效指标是营养不良改善，从服用多益点可以看到营养不良的一个改善，可能就是体内微量元素的一个改善，体内微量元素的改善会带来体格发育的改善，同时可能会提升综合能力水平，包括运动、认知、语言、社会性这些。体格改善的一个公认的评估方法，就是我们做的体检了，它包括有身高、体重、围度、血红蛋白、视力等这些，还有一些进阶的就是静脉血的检测，体内微量元素的检测这些之类的。
刚刚提到的综合发展评估无论国内和国际都没有一个对于3-5岁综合发展评估公认的方法。所以我们综合了很多不一样的方法，选取了样本库较大的一个评测方法，比如说青海乐都、湖南古丈、山西兴县，就用了中科院中国0-6岁儿童发展评估量表来评测，吕梁四县用的是ASQ，新疆南师用的是韦氏，我们运用不同的评估方法也可以做一个评估方式的对比。
刚刚提到这些评估方法为什么会选用这样的一些指标？其实最主要还是涉及到评估的一个限制因素，包括我们的预算成本、可操作性、能力，还有评估需要达到的样本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做的比较常规的体检是跟教育部门去对接的，因为对于直接测定体内的微量元素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抽取静脉血，但是静脉血从采集到伦理认知都不具有大规模的可操作性。所以对于大部分地区我们采用了比较简单的和有效的指尖采血的采集方式，我们也为项目地提供了血红蛋白仪和采集工具，由当地的妇幼和卫生院来负责采集，最后样本上传中国疾控中心做分析和评估。对于一些我们直接跟卫生系统去合作的项目县，可操作性更强，我们采用了准确度更高的评估方式。大家可以看到从吕梁四县到南疆三师，我们采用了ASQ和韦氏的方法，测量了更多的内容。【此处无信号，未能录制，文字内容根据嘉宾提供的材料整理】
变革理论中的第二个成效是：健康习惯养成:了解基础的营养知识、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这个其实是个长期成效，但是我们可以同样通过监测过程保证实施，再用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及电话随访等方式检验是否有成效。首先是食育盒子和挂图。食育盒子的使用频率是每周一节，嵌入幼儿园一日流程。然后我们这个是我们所配套的一个体重挂图，我们要求是每个月做一次小体检，让老师能够观察到孩子的身体改变。【此处无信号，未能录制，文字内容根据嘉宾提供的材料整理】
同时我们还委托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做了一个问卷及电话随访，他们会针对老师对食育课程的使用频率，儿童的营养状况的改变，食欲是否增加，幼教老师对营养健康教育重要性的提升，包括两周患病率，还有挑食等营养习惯，还有老师对项目的评价，包括家长对项目的评价，这些都做了问卷调查及电话随访。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些指标呢？首先食育盒子和挂图，是我们做的环境创设，大家可以了解到评估表明创设一个有营养健康知识的课堂环境是有助于儿童习惯的养成的。
做幼教老师和家长的问卷调查是因为3-5岁的儿童可能还不具有问卷评估的行为能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与他们接触最多的幼教老师和家长，他们是最了解儿童变化的，通过他们的观察可以获得儿童习惯的改善情况。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想获取幼教老师和家长对项目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一方面决定了项目执行的依从度，另外一方面，他们对项目的积极态度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对于孩子愿意接受项目也至关重要。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我们的一个公益性评估，因为为5加油它的公益性行为与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是没有关系的。由于我们企业型基金会的一个特殊性，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企业型基金会的一个公益行为和商业行为常常是一体的，只是先后顺序而已，但是安利公益基金会始终把项目看成纯公益的行为，从产品研发到生产都秉持着公益的态度，为此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评估，希望无论是受益人、捐助人，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都能够信任我们。以上就是我对为5加油变革理论和监测体系的一个简要的介绍，谢谢大家的聆听，接下来会由我们的高级项目官张铮为我们做为5加油的一个内容的延伸，分享儿童营养项目的实用策略和行动建议。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
安利公益基金会在儿童营养领域已经耕耘了挺多年的时间，项目的形式也从硬件支持、补充发放到赋能培训，特别高兴有机会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项目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尤其是我们在管理儿童营养项目的时候，我也只是尝试回答几个问题。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从项目设计到评估的几个过程，我相信这些内容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最正确的答案，或者说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在不同的背景上一定会有不同的解答，所以期待着和大家交流学习，相互挑战，然后共同进步。
关于儿童营养的重要性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了，我相信今天听这个会的人都会有共识。那么从问题分类来看，营养问题首先是一个和营养学直接相关的科学问题，同时营养问题也肯定会和农业生产、食品工业、消费文化还有行为习惯等等能够联系到一起，所以如果只采用单一学科的方法，我觉得恐怕很难解决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安利公益基金会本身不是一家学术机构，我们团队就这么几个人，大家的工作团队的背景也没办法涵盖这么多领域，所以在日常的工作里面，我们都会尽量调和不同层次的问题，然后把科学作为探索解决方案的基础，把人性和人情作为选择解决方案的依据，然后努力做到专业和接地气。
儿童营养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之间的差距，所以不妨列一个表格，对这些儿童营养问题做一个拆分。比如按照年龄来说，最小的胎儿状态的时候，孕妇因为缺乏叶酸等微量营养素，就可能会造成儿童神经管发育畸形。产品过程中提供叶酸就是一种最直接最经济的解决方法。但是如果孕妇没做产检或者意外的话，孕妇很晚才发现要生娃，怎么办？这时候可能已经没办法及时补充也算，或者是已经造成这种发育畸形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逐步的从一个临床营养问题变成了如何去提高孕妇产检率，甚至是性教育的普及。
再往后比如说像婴幼儿的生长迟缓和营养不良，生长迟缓和营养不良是直接相关的，那么要让婴幼儿吸收充分的营养，少说也有好几个过程，比如说养育人有能力提供充足的营养和卫生的食材，养育人能够通过搭配和烹饪食材制作辅食，孩子能够吃完辅食，孩子没有腹泻等等这种消化系统疾病，这些环节缺一不可。所以为了保证儿童早期的营养需求，推广母乳喂养可能是最合适的方法之一。 这个时候可能就变成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传承和人才配置，所以要关注儿童营养议题，一定要从社会问题的紧迫程度，还有重要程度以及自身的使命能力这两条线去出发，选择最适合自己做的方向，然后根据逻辑链条一步步的往结构性的原因来去推导。当最终发现一对矛盾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着力点了，这也就是约束理论TOC所说的冲突图。
举个例子，刚才雅儒说了有政策空白，也有一些国际的经验，但最终选择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分析国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了提高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的发展水平，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让他们能够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另外一方面要获得均衡的营养，也就是营养和外部刺激这两条。那么前者其实假设免费的政策可以提高入园率，促进公平，这一点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地方政府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者假设收费可能才能在政府拨款不足的情况下，满足孩子吃好饭的这样一个需求。在冲突图里面，每一个橙色箭头其实都代表着假设，不一定是直接成立的，或者说在某种情况下它不成立，通过把这些假设写下来，就可以更好的去进行挑战，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挑战政府拨款不足的假设，那么下一步就应该去做政策倡导，把营养餐的政策下拨到学生前，这事儿第一短时间内好像不太容易实现，然后孩子成长错过就不再来了。另外一方面在小规模的幼儿园这样搞会非常的复杂，不仅成本高，而且因为异地搬迁，幼儿园很容易进行撤并，导致前期投入浪费。类似的方法，我们在春苗营养计划的时候，做过将近4000所的这一个春苗营养厨房，但是那个厨房是修建在义务教育阶段，而且是在200人以上规模的中心校，去解决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其实时代变了，或者说面临的问题不一样，过去的解决方法可能在新的模式下就不容易实现。
如果我们挑战免费能提高入园率的这样一个假设，就应该和发展基金会一起做社会实验，看看在保证公平性基础上，通过怎么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能够让收费校餐反而成为吸引孩子入园的手段。但是我们觉得比较难，这个也没再去往下推。
我们还可以挑战吃好饭才能获得均衡营养的这样一个假设。那么这样就能推导出一个营养补充剂的方法。那么在公司经费不足的基础上，也能够通过很低的成本来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这一点上中国金融中心的营养包项目，还有REAP团队在小学的营养补充干预，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而且这明显是安利的强项，我们对上下游都比较了解，或者说我们能找到足够可靠的专家，来去帮我们把上下游打通，所以就有了为5加油最核心的这样一个干预模式。
所以说一个儿童营养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将来，为5加油最终确定用营养咀嚼片这种干预方式之前，其实特别感谢REAP的一篇简报，给了我们很大信心，里边比较了好几种改善学生贫血率的方法，包括给学校提供营养餐，给学生营养补贴，发放补充剂，父母培训，还有给校长改善的经费，发挥校长能动性，最后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补充剂，还有补充校长经费。
这些研究的意义特别大，而且我觉得是在公益行业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少的，不是说验证我们自己的方式有多有效，而是通过这种科研的方法来去说哪些方法可能比较困难，那么大家少走弯路，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当然这样的一个研究一旦是科学研究就能证伪，比如说换一个地区，换一个项目执行的方法升级一下，可能能证明某些方法其实是有效的，这样的话其实就促进行业不断的往前发展，大家的知识积累都在不断的进步。
回到我们对于问题的定义，如果要缩小差距，除了改变现状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改变理想状态。比如说美国为了降低儿童肥胖率，它的一个办法是提高了儿童肥胖的判别标准，大家听我这么说觉得这是自欺欺人。但其实我们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我们看到学龄前儿童的生长迟缓率很高，但是一旦进入小学之后下降得非常明显，为什么？首先排除一点就是孩子上小学之后只长个儿？那么为什么下降？其实原因是因为我们0-5岁儿童生长迟缓的排名标准是WTO的标准，6岁之后用的是中国标准，标准变了，所以百分比也不一样，可能你在中国的标准下是正常的，在WTO的全球标准下可能就是生长迟缓。当然年龄一大判别的准确性就不会那么准，但是一旦你发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恐怕还是标准上出了一些小的问题。
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WTO的标准是成年人每天不超过5克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照顾中餐的习惯，所以推荐的是超过6克，这差一克就差了20%。我不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生理差别很大，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在寻找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阶段千万别妥协，一定要找到最核心的冲突，而不是说去改变理想状态。那么改变理想状态有什么用？如果是解决一个次生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个思路，这里留个伏笔待会再说。
那么当我们找到一个真正的问题，找到了核心冲突之后，解决方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那么这时候通过变革理论的结果链，把核心问题或者一个系统的公益项目（梳理出来）。在为5加油项目中，我们其实就是围绕营养补充剂，去补充了平衡膳食的一个食育课程，补充了老师的赋能和激励方法，政府的交流考察机制以及管理平台和监测方法。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假设，所以需要不断通过实践去验证。下一步就是减少解决方案会带来的新问题。
公益伦理可以从道德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减少次生危害，但是公益伦理到底包括什么？是不是都适合中国本土情况？我觉得其实不好说，或者说这个还没有特别达成行业共识。那么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常用的小办法。
首先让写项目书的人去自查不是不行，但是效果可能不太好，因为大家写完了之后，我觉得都信心满满，那么借助团队力量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有这么几条，一个是设计思维法，因为最终的执行人对于项目的执行效果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设身处地地处于这样一个角色，按照计划试试看，这些工作会给他们添加多少工作负担，你甚至可以模仿一下他们身心俱疲的状态，比如说先喝两杯或者跑跑步，拉低自己身体的心智的状态，然后再用这一招效果特别好，一定能想出简化项目模式，不给执行人添麻烦，减少出错的办法。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面向贫困幼儿园的卫生防护包项目，为了降低成本，原本计划是不同的厂家把物资发到项目地，然后把资金给到教育局，让他们请当地的人来完成物资的分装、贴标签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后来我们自己在办公室测试了一下，发现光打30个包就花费了挺长的时间，统筹工作其实也挺耽误事儿，所以最后决定可能还是找专业团队来打包完成，让专业人员干专业的事儿更好。
第二个就是张文宏法。比如他之前说复工之后，大家尽量坐在自己最讨厌的同事身边，这样彼此少说话，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我们项目书其实也是这样，找自己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找关系不好的，找最毒舌的人，让他们看看项目可能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利用项目钻空子，这是一定要避免的。
第三个是质量头脑风暴，适合五六个人一起，大家看完项目书之后，分别写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往边上人传，第二个人结合前面人写的问题，受启发再写一个相关的，这样轮完一圈之后，每个人写了五六个，加起来就30来个可能的问题。那么这样基本就把新问题补充的差不多了，这个特别的适合给新项目起名字或者做传播的活动的时候来用。
最后一条就是亡羊补牢法。即使做了这些事情，项目一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正视问题，及时调整特别重要。咱们的这种级别公益项目属于船小好调头，本着实事求是，见招拆招就行。有一个例子可以和大家分享，通过多益点补充锌元素，老师们反馈孩子饭量变多了，就是眼见着吃的多，我们觉得好事儿，因为多益点补充的是微量营养素。而宏量营养素如果能够通过孩子们多吃而补充上来，对孩子成长也不错。直到听到新疆的老师说，家长不让孩子吃多益点，为什么？因为孩子一日三餐都在幼儿园免费吃，一旦周末回家之后，家长就嫌弃孩子吃太多了，有点吃不起。一个孩子不明显，如果是家里人孩子多，比如四五个，确实会带来一些经济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不能说真的让孩子少吃，因为当地的孩子营养缺的很多，所以我们首先排除了一个选项，就是让幼儿园周末供餐，这不可能。我们实际上采用的方法是快速给老师做一些额外的辅助培训，让他们能尽快引导家长认识到吃饭对孩子重要性，让他们为孩子吃的多而高兴，而不是嫌弃，这样很多矛盾就化解了，这就是刚才说的降低理想状态。
然后另一个处理办法是提供一些长期的经济支持，只有营养不良、风险比较高的孩子才吃多益点，这样家长充分意识到孩子营养不足，也就不会对孩子吃的多产生抵触情绪。而且退一万步说，如果真的家里穷到揭不开锅，我相信当地有结亲的政策，结亲的干部肯定会为了让孩子多吃买个囊或者怎么样。
其实家长嫌弃孩子吃的多，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就是问题到底是谁的？有了解决方案，我们想要项目顺利落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解决：这是谁的问题？这些人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上面最早那张表里面，其实不同的提法就对应着不同的被儿童所困扰的群体，找错了人合作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比如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黄冈市被撤职的卫健委的主任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基金会能力有限，所以肯定要想让项目落地，就没法去用这种压的方法。所以就一定要让现有的营养不良问题转化为有能力的人能去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一般官员会觉得为5加油这样一个项目入口风险大，收益又不和政绩直接挂钩，所以有抵触情绪，我们觉得很正常。一个突破口是和部委或者大机构的对口扶贫结合起来，比如说像我们主管部门是民政部，还有卫健委、疾控中心，都是特别好的抓手，对于他们的挂职干部来说，问题是从哪儿找到资金完成扶贫任务，这时候我们就拿着资金和项目来了，有可靠的干预模式，有评估，有工作补贴，由他们牵头，然后项目落地就顺理成章。
而且一旦是直接负责的官员了解到了项目对孩子的好处之后，工作推起来就特别顺利，这也就是为什么雅儒刚才说一个半人能够完成5万多孩子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能够让这些教育局的官员们认识到这个项目对孩子的好处。
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实际上受到这个问题困扰的人，大部分的老师和家长都特别爱孩子，一旦看到孩子有一点改变，他们会特别的在乎营养改善对于孩子影响。所以我们说我们的项目模式里面有两种，一个是在家吃，一个是在园吃。这两种模式中，老师和家长会互换监督者和执行者的位置，在园吃的话是老师喂，然后家长监督，反之亦然，共同的让我们的项目朝着期待方向去前进。
刚才有一个伙伴问说家长如何认识到这个项目改善？其实对于这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来说，因为缺的很多，一旦补充，效果会特别的明显，不需要任何测评，身高、贫血测评都不用，你就看孩子气色，包括皮肤的光泽、眼睛、孩子的反应，等等，都能够直接的看出来。
如果要让项目照实际的计划进行，关键节点的把控、实地调研、弹性观察，都是我们常用的方法。
有一个项目管理的比喻，我觉得特别好：项目实施的过程是开车，而不是开火箭，需要不断调整方向盘，所以不断监测获取一些反馈特别的重要。像关键点的设计，简单易行的反馈机制是我们首选的一个指标。在各个节点的资料反馈过程中，有两点要特别注意，第一是简化，包括提交的资料形式和渠道，复杂了就一定会降低回收的稳定性。刚才雅儒说的纸质手册就这样的一个创新，符合老师的操作习惯。而且纸质手册就搁在幼儿园班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工作清单，而这种工作清单能够帮助人完成好日常的重复工作。
比如说像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在进入到污染区之前，医护人员每天都要穿戴防护服，他们每天的过程都是走一步，完成一步操作，再进入下一步，这样的方法是一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的方法。像这种纸质手册看起来是把一个简单的变复杂了，但是对于老师来说反而是一种简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纸质工作手册加上微信公众号加灵析后台的组合就特别好用，满足了越来越严格的项目透明度和审计的要求，我们在新项目的时候也会用这种方法来做。
在节点反馈策略的升级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分享，我们有了基本方法之后，会做出一个最小可行产品mvp，准备好手册单页电子版，和管理平台的一个高版图，在老师群交流群里发红包，炸出几个老师来，然后私信联系，请他们来参与测试。这样经过一轮反馈之后，基本大面积实施就不用担心效果了。最近我们的远程培训也是用的这种思路。包括卫生包项目物资，我们也是发放之后快速反馈、快速迭代，也算是一种敏捷管理，也就是和关键节点结合快速地反馈。
我们现在关注的主要节点包括物资申请、签收和发放，对于使用过程中的情况，需要实地调研和弹性观察。这多说一句，我们在过程关键节点的时候，要和立法的时候是一样的，要充分考虑人性的恶，所以这种标准化的节点控制环节可以更严格一些。而后边因为是由人来完成的，我们就希望能保证多的谦和。
第二个就是实地调研，结合项目培训和项目地老师整体见面聊聊，其实深入几个幼儿园走走，就能发现很多的新问题，比如说多益点的口味，你只要看这个孩子们的表情就知道差不多该换口味了。
接下来就是口味变更的流程，从调研，到正式决定产品小样，再到测试，最后批量生产。另一个我们发现有意思的事是，老师的接受程度会直接影响班里孩子的接受度。这个观察首先是来自实地调研的时候，有老师说孩子们特别爱吃多益点，然后我们多问几句，发现老师自己爱吃，实际上班里特别爱吃的可能就四五个，也有老师说班里孩子都不爱吃，具体去问其实也就三四个，然后再多问发现老师其实自己不爱吃，这两种判断其实都是基于老师自己的判断，放大了孩子们的感受。
我们后来做了个调研，发现确实有相关性。孩子爱不爱吃，和我们的口味测试的时候反馈差不多，但是如果老师不喜欢，就会影响他/她的发放热情，人为降低成功率，所以我们在选口味的时候先让老师进行四选二，然后再让孩子二选一，保证最后的口味老师不排斥。这里还有一个口味的矛盾就是为了让孩子吃多益点，我们需要让产品口味好，但是也怕老师管不住孩子多吃，营养素吃多了对身体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就不能让口味太好，所以最后选择的可能不是孩子最爱吃的，而是有最多孩子接受的。
第三个就是弹性观察，我们需要通过平台随机抽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些电话访谈和沟通，了解项目日常的一些实施情况，如果效果不错，就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抽样的比例上，如果发现问题，那么就从幼儿班、幼儿园、乡镇这三个维度逐渐的去增加临时抽样的比例，获得更可靠的信息。而且我们相信观察本身就能改变被观察者的行动，所以几个电话其实就能够提高项目执行效果，我觉得还挺值的。这个事可以通过项目团队完成，也可以通过外包团队来完成。
还有一个就是如何确定问题解决了，项目按照的计划实施了，效果达成了吗？在评估的时候需要兼顾产出、成果、影响三个维度。有一个问题是想和大家讨论的，就是儿童营养类的公益项目到底需不需要按照学习双盲实验来进行评估？当然按照这个模式来说，可能政治可靠性更强，更可能影响政策。但是也让对照组的孩子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境地，甚至错过自身自发的去改善营养状态的这样一个机会。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个电车难题，没有两全的结果，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但是我知道一旦进入这样一个选择，无论怎么选，都会让一部分捐赠人失望，这也和安利公司会汇聚爱心、传递温暖的使命相违背，所以我们在做儿童营养项目的时候，还是希望在能够获得有质量的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尽量避免进入到这样一个举措，所以主要采用公共卫生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包括雅儒刚才说对照组我们是空白的，没有对照，也没有安慰剂，确保在我们实施的项目地能够做到全覆盖。
公共卫生的数据其实是非常便宜的，能够在保证资金量不大的情况下就能够获得大量的数据，然后通过干预地区前后比较以及和相似地区的比较，就能得出刚才说这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这样也更接近营养政策大范围推广的情况下，地方所能达到的一个实施效果。包括春苗厨房，包括为5加油，其实都是用的这样的理念，得到了一个结果。
另外一个经验是，我们在指标设计的时候就尽可能的邀请地方的官员进来，这样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影响，就是他们对项目的信任度会更高，未来落地项目也会更容易。
在影响这个维度，其实可以考虑一下SROI，也就是社会投资回报率，这个方法其实是可以让不同模式的影响项目之间的成效得到比较，缺点就是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指标模型，这个模型靠一个机构肯定不行，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和更多的机构一起来尝试。而且营养项目确实有一些衡量地指标是比较普遍的，所以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容易进行试点。
我们在春苗营养计划里边是和商道纵横进行了合作试点，按照可货币化的项目成果、价值比上项目直接的投入来计算，最后结果是79%。为5加油今年和明年也会进行类似的社会影响评估，欢迎有兴趣的机构和我们一起来合作。这样的话我们就评价的不是一个项目，更能借机会开发一个这种相对具有普遍实用价值的模型。
然后要如何持续改善？可能没有最优解，永远都没有最优解，只有最适应的一个解决方案。在短期没有AROI评价模式下，怎么去推动？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在组织内部通过KPI和OKR的方式，把项目升级作为项目管理考核指标来去操作。另外一条路其实就是像CRR这样的一个平台，邀请大家来分享近期观察到的新问题和项目升级的实践，我觉得也特别的合适，通过这样一个知识平台来去梳理，让不同机构的儿童营养项目水平再上一层楼。我今天分享的就到这些，期待下一次交流，我们一起进步，谢谢。
于卜一（CDR）：好的，谢谢张铮，谢谢雅儒，刚才有一些伙伴已经提出了他们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把这些问题整理一下，看看雅儒和张铮你们谁来回答比较好。
提问1（匿名）：是通过线上数据+线下数据收集的形式来得到总的服务数据吗？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
对，其实是这样，在物资的分配、发放等环节其实都是有很多标准的。线下的纸质版的数据，最后也是会以照片形式上传到管理平台，我们来去审核，导出的数据和指标，就是我们最主要的项目数据。比如雅儒刚才说的多少个幼儿园，多少个孩子，这些都是通过这个数据来去获得的。所以虽然我们自己说是一个群体项目，是降低整体的比例，而不是说改善每某一个孩子的营养状况。但是现在公募基金会对我们的要求也会特别的高，我们也觉得借这机会做出这样一个比较精细的管理更好。
提问2：陈芳（恒申基金会） :为5加油这个项目如何让家长认同“多益点”给孩子的身体带来的是正向的改变？
刘雅儒（安利公益基金会）：
其实整个项目的推动，首先它其实本身是一个自上而下去推动的一个项目，我们是跟当地教育局合作，跟将当地教育局合作也不是一个强制性的项目，所以首先其实当地教育局领导他得认可，包括他们的领导班子得认可我们的项目，我们的项目才能去落地。
自上而下去推行有一个好处是其实大家还是对项目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是认可的，所以老师们在执行项目的时候也会比较配合。除了这样的主要的一个因素之外，在落地实施前，我们也会做教师营养的培训，包括当地为5加油项目的介绍。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要求老师把这些培训内容，包括介绍内容，以家长会的形式传达给家长，包括家长知情同意书，这些都是给到家长去看的一个内容，这些都是给到他们去选择。
但说到底整个项目还是自愿原则，可以先观察再吃，也可以吃着吃着随时停止，这些我们所有都是以自愿为原则。在项目后期，比如说从18年开始，我们有评估数据之后也会做一些评估数据的共享，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8年开始越往后加入的项目县也越多，也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评估结果一个非常惊喜的变化。
同时还有一些实际案例，比如刚刚说到几点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基本上是现在所有吃多益点的小朋友都会出现的，就是饭量变大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吃饭多了，爱吃饭了。还有一些少数的小案例，比如说有些老师反馈说有一些小时候缺钙的小朋友可能会腿疼，但吃了多益点之后腿疼就改善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细微的改变，你要说家长能不能认可它是一个正向的改变的话，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还是取决于他相不相信这个项目它的一个权威性和专业性。
提问3：陈芳（恒申基金会） : 项目评估中做了前后测的成效评估，我想问一下您对于投入产出比如何看待？也就是要做到什么样的成效才能达到你们想要达到的项目价值？
刘雅儒（安利公益基金会）：
前面在变革模型的时候，其实也稍微提到一下，其实我们分两项，一个是个体改善，个体改善是我们希望他/她能够达到同年龄段儿童的一个平均水平，我们以儿童的平均水平作为我们营养改善的一个标准。群体改善的话就是项目地（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的平均水平达到城市儿童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我们分别对个体改善和群体改善的成效的看待。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
这里边我再多补充一句，国家对于营养改善的指标，包括生长迟缓率，还有贫血率，都是有明确的指标预期的，叫做国民营养计划。在那里边对2020年和2030年这两个指标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期望达到什么水平）都提出了要求。国家提出的指标是全国平均水平，它考虑到贫困农村地区指标可能会比这个高，城市可能会比这个低，两个一平均，就出了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贫血率12%的这样一个指标。
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要能让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率先达到了国家的比如说12%的全国平均标准的话，我们觉得ok，这个数字是可接受的。因为确实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像广西地区一些贫血是地中海贫血，你通过营养补充能够改善一下他/她的健康状态，但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贫血，有一个弹性。
我看到刚才还有个问题提到投入产出比。投入产出比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SROI去做一个评估的。因为营养指标里面，包括比如说每贫血率降低多少，能够带来多少GDP的提高，类似的研究是有的，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数值对比可以去做测算。对于我们项目来说，从过去的全面覆盖模式到未来的这样精准模式的变化，就是基于投入产出比的考虑，考虑如何去提高投入产出比来去做的一个变化，因为前测体检和后测体检其实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提问4：李哲： 在项目评估报告中提到缺少基线测试数据，是基于什么考虑不做基线测试呢？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
为什么不做？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点敏感。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模式在国内幼儿园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很多地区的政府第一反应是说你是不是要拿我们孩子当小白鼠，来去做测验，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微创新，在营养补充剂的形式上和年龄段上做了一个扩展。所以本来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意思，但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有这样一个不好的联想，我们干脆最开始的时候就不采集基线数据了。
等到后来，包括一直到现在，我们新开项目地的时候，因为项目已经在很多地方实施了，几千万片已经发下去了，反馈都很好。所以很多的地方就接受了，说你可以做基线测试的数据收集。包括我们在新疆等等地方做的一年期的数据对比，效果非常的明显。
提问5：窦甜甜-爱佑 : 食育课程的开展对儿童饮食习惯改善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我看到评估报告里提到，教师在课程选择上是有偏好的，你们认为这个对项目效果有影响吗？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
我们现在是这样，从行为上我们是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营养补充剂快速摆脱营养不良的现状。但是从理念上来说，我们不希望孩子养成一个吃补充剂的习惯，我们还是希望他们长大之后，包括现在，都能够通过均衡膳食来获得足够的营养，就把食育课程和饮食方面的这些教育加进去了。
这里边对于行为改善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像含乳饮料、垃圾食品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通过老师的交流确实发现，什么事不能干对于他们的触动比较大，而且也是他们特别愿意交的。而对于真的均衡膳食方面，这个年龄段孩子挑食还是会有点严重。即使在最新的一些报告里面，这些改善的方法，都得慢慢的来调，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刘雅儒（安利公益基金会）：
我想做一个延伸的回答。其实我们对于食育盒子也有一个小设计。我们对于不同地区的食育盒子有定制化的设计，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很大，每个地方它有不同的饮食特色，所以我们也对于不同地区的饮食特色做了一个地区性的补充。比如说四川有担担面，然后新疆地区可能会把猪肉的内容去掉，类似这样的小小的举动。其实老师对课程选择的偏好性很大，原因也来源于他们地方饮食的一个偏好性。其实这些对项目效果来说影响不大，每个地方虽然有不一样的饮食偏好，并不代表他们在饮食上面有不良的习惯，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个小内容。
提问6：高京悦（博世中国慈善中心） : 请问该项目政策倡导是如何推进的？有相关政策出台了吗？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
我们两年间通过人大还有政协做提案，新疆地区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地方性的政策做提案，因为新疆地区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当地的资源比较匮乏。但是现在确实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政策出台，尤其今年我觉得疫情这情况恐怕也不太可能，那么给政府多一些时间吧。
提问7：高京悦（博世中国慈善中心） : 随机双盲实验的电车难题没太理解，能再解释一下吗？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
营养双盲实验，是在明知道有一部分孩子吃补充剂（另一部分不吃）的情况下去开展项目，这样的话那些孩子他以为自己吃的是营养补充剂，但实际上吃的是安慰剂。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再去额外再去补充，比如说单独去补铁，或者采取别的方式。
这种情况下和电车难题是一样的，就是你压下去了，可能会让一部分孩子没有得到营养改善，另外一部分孩子得到一定改善。它本质上是这样一个难题。可能不同的机构不一样，比如说像科研机构可能会觉得，为了做更可靠的研究，采用这个模式，我觉得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只不过可能不太适合我们基金会的这样一个定位，所以我们确实也没用这个方法。
提问8：严钎（三一基金会）: 为5加油项目在执行五年后，可持续性如何考虑？比如，后续孩子的营养补充谁来支持。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
一旦把这个项目变成了精准实施之后，体检的部分慢慢的会由地方政府在妇幼体系的支持之下来完成，这个国家是有补贴的，即使不用国家的补贴，只是测量身高，基本上属于没本的买卖，也可以大致判断这个孩子营养状况怎么样，那么就满足了我们精准支持里边的物资申请的这样一个条件。这样一旦申请总量下降多了之后，我相信通过现在我们专项基金里边的资金，应该还能再维持挺长一段时间。而且也有一些别的企业愿意做捐赠，所以即使安利未来的主要重心投入到一个新的项目里边了，旧的为5加油项目可能也不会像春苗那样一下咔就停了，因为那是物资提供，有可能不提供新的物资了，但是营养补充是一个长期的事，所以会有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于卜一（CDR）：好的，很感谢两位的回答，我们最后邀请今天特别邀请来的陕西师范大学的聂老师，来为我们做最后的点评。
聂景春（陕西师范大学，CEEE）：
今天很荣幸能参加分享，听到两位的分享也很有收获。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叫聂景春，来自陕西师范大学。
刚刚张铮提到REAP原来做的一些项目我也参与过一些报告的写作工作，我觉得我重点说一下关于评估这一块的东西，因为我们比较擅长的还是这一方面。
能够看到这个案例在评估方面花了很多的心血，有很多的设计和想法在里边。我觉得总体上很难得的一个地方是，这个项目的评估是贯穿在整个项目当中的，从项目一开始就有评估的想法，而且有一个比较好的项目评估的长远规划。
我们以前做的项目，或者以前的公益组织做的项目，最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是项目结束以后再进行评估。这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把项目做完了再进行评估，可能技术上是有一些难度的，很难做出来清晰的因果关系；另外一方面就是这时候再做评估，其实意义相对就会比较小，它只能给你报告说这个项目到底有效没效。
但如果你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去做评估，把评估融入到项目过程当中，把它真正的变成一种改进你项目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你们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案例，包括改变口味，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难得，就是它真正变成一种能够改变你项目的工具，而不是说只是报告一个结果，这个项目有没有效果，会让评估的意义大大减弱，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另外的就是关于评估的设计方面，也看到你们请了一些专业的团队来做评估，关于数据的收集也花了很多的心血，无论身高体重也好，血红蛋白水平也好，这些肯定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做，可能也不是单独的一个公益团队能够做的，也可能需要专业的人士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只是想说，其实对于评估，我觉得从公益组织的角度来说，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简化。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进行一些简化性的操作。你们这个项目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关于多益点的片剂的补充，另外一点就是教育。
比如说只对于片剂的这种补充，如果只是从公益组织的角度来说，评估可以简化一点，不一定非要去测血红蛋白水平或者是身高体重，还有认知能力，我们最终关注的结果肯定是想改善他/她的血红蛋白水平，改善营养健康，改善身高体重，改善认知能力什么的。但是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说，如果已经能够证明片剂的补充就能够解决（以上问题），跟你的结果是直接关联的，那么这一段的链条就不需要再去验证，因为这是一个长的链条，你只需要验证你的项目确实让孩子服用了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如果你能保证这个链条成立，后面这个链条根据已有的文献、已有的理论被证明已经成立了，可以就不用再花功夫去验证这个东西。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些你的精力。因为测一些血红蛋白，可能你们自己没办法去做，对于公益组织来说，你可以把重点转到前面的一个链条，你只要保证他/她吃了就行了。至于吃了以后能不能改变贫血，如果已经有比较多的理论依据或者生理上的依据证明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再去花太多精力关注，你的精力就用在怎么监督孩子吃了，是不是他收到了就发了，我看你们也设计了很多这方面的测试，比如说做一些抽查等等，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监测的成本。
另外一方面，从具体的评估上来说，我觉得一开始的宣传上写的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借助监测评估给组织或行业留下更多遗产，我觉得这是写的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你要留下一些遗产、要总结出来更多经验，当然还是需要比较坚实的证据基础，当然有很多细节可能需要具体探讨，我也看到也有文章发出来了，但有些具体的细节可能还需要探讨，比如说怎么样去选一个对照组，这属于专业评估的范畴之内，可能有很多需要讨论的地方。不过我总体上觉得能做到这种评估的水平已经非常难得了。
另外一方面，我看了这个报告可能也没有理解的太清楚的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评估的结果到底是具体怎么做的，比如说评估的结果到底是两个项目（片剂、教育）叠加在一起的效果，还说是每个项目的效果。项目的开展形式是两个项目叠加开展的，还是有的学校只开展了一个项目，有的学校开展了两个项目，有的学校两个项目叠加在一起开展的，不同的开展形式对评估可能是有不同的要求的，对你的结果的解读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比如说如果你的项目都是两个干预同时叠加在一起做的，每个学校都有两个项目一起做的。你在提政策建议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小心。这是两个项目叠加在一起才能出现的效果，你没办法证明单独开展某一个项目就一定有用，必须两个项目叠加在一起才可能有用。
我看到这个文章里边说可能单独补充片剂对于身高体重的发育没有那么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血红蛋白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刚刚PPT里边报告的是对于几个重要的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包括身高体重发育。所以我想问报告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两个项目叠加出来的效果？或者说是不是如果单纯服用片剂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两者叠加的效果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是不是说教育的影响要相对更大一点？可能如果是需要提政策建议的话，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理清楚的。
大概这么多，我就顺带再多说一句，就是关于伦理的问题。因为我们也做过比较多的随机双盲实验，随机对照实验，伦理问题还不单单是表面上呈现出的伦理问题，实际上可能还会更复杂。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一部分人你给了多益点的咀嚼片，另外的一部分人没有给，这是一种随机双方实验。我看你的报告说在古丈县给200名学生发了片剂，但是如果说在另外一个县同样也有200名学生需要这样的片剂，你没有给，你直接把这个片剂给古丈县的200名学生，是不是也同样意味着你在剥夺另外一个县的学生的权利？你把另外一个县同时纳进来，做一个完全公平随机的分配，是不是会显得更公平？当然有很多讨论，这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我只是说可能有很多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可能不像表面上想象的那么简单，大概是这样。谢谢两位。两位的分享觉得收获很多。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
确实您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在项目过程中也都在考虑，有一些我们也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比如说像伦理问题，确实我们可能压力会很大。
刚才您说的关于营养补充剂和教育的问题，我们标准的实施模式是这两种干预同时做。但是确实在一些新的地方有一些新情况，比如说在新疆，因为要照顾当地的饮食文化，所以我们的食欲课程进行了一些调整，往下发的时候就晚了。相当于是在没有食育课程的情况下先单独发放了营养补充剂。效果好像也不错，这个报告出来后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另外一个是关于营养补充剂改善身高的问题。那个问题我们最开始看到了之后，也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微量元素补充之后，主要是和血红蛋白等等之类的指标相关，但是确实包括古丈、其他的项目县、新疆等新做的项目县，孩子的身高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我们猜测可能是因为补充了锌，孩子吃的多，这是确定的。吃的多了之后，宏量营养素多了，就能用数量去弥补质量。孩子吃的多了，其他的运动等也都保持进行的情况下，确实身高会多长一些，但也需要更多的实验去验证。感谢您。
于卜一（CDR）： 我理解张铮刚刚说的是不是说咱们过去几年其实在做干预和评估的时候，营养补充剂和教育都是放在一起来做的，暂时还没有做一个区分的对比，对吧？
张铮（安利公益基金会）：对，没有刻意的去做这个对比，因为如果要分成这样的话，加上对照组就有4个组，对于我们实施来说确实会有一些难。但是正好因为偶然因素造成了在新疆一些项目县开展之前，那里的食育课程要调整，把猪肉等等之类的成分要拿掉。所以这样的话，反而造成了一个没有食育课程的、没有教育支持的空白期，但是只有多益点的补充，所以其实也是属于偶然为之，真不是故意的，就是偶然为之的这样一个结果。
于卜一（CDR）：
挺好的，之后我们也可以后续再追踪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效果是怎么样的，然后跟我们之前的对比来看。
刚刚聂老师我觉得提到的那一点真的是很站在我们公益组织的角度去考虑。像安利可能在评估方面的资源还会多一些，所以他们做的评估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严谨一些，但这个其实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而我们的很多伙伴在做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花一些精力去找一些，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国内上已有的实证研究的内容，如果说我们的变革理论中有哪个部分已经被实证证实了，其实我们就不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来做，这个是对我们实际操作很有帮助的，能够节省很大的精力。
还有聂老师刚刚提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评估中发现更多的给行业的遗产，其实也是CDR一直想要跟伙伴们共同探索的方向，今天也是第一次的尝试，非常感谢雅儒和张铮来给我们分享他们评估的一些发现，后续我们也会把这个案例做一个更深入的整理，然后分享给大家。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李志艳（CDR）：
刚才您说的时候我有一个挺重要的感想，我觉得评估的难度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系统性的，评估长期的、比较难评估的一些知识点，比如血红蛋白这种因素，这是一难度。另外一个评估难度是我们评估本身设计的严谨性，我的样本选的合不合适，我的测量是不是相对完整。
我在想可能我们做每一次评估的时候，得考虑我们到底要保证哪一个。也许我们可以测量稍微近期的成果，但是我们评估的时候，近期的成果要尽量严谨一点。因果链从近期到长期，越往长期越难测量，越近期越好测量一些。
聂景春（陕西师范大学，CEEE）：
对。长期的确实难，你要有很多的资金支持做这个事情，你也需要有耐力做这个事情。我刚才讲的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一个严谨的结果，这个事情可能永远只能是专业团队做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你报告出来的结果，要给专业人士看，比如我们的报告形式就是发表论文，让行内的人能够通得过，能够证明你的经验是真实的，有坚实基础的。如果你非要把它像这样变成一个学术圈讨论的东西，难度非常大，那这样的评估永远就不会是公益组织可以参与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想的是，既然公益组织是一个参与方，这个东西其实对你们最有用，我们不能把它只停留在学术界讨论，还是应该把它变成公益组织自身改进项目的一个东西。公益组织怎么才能真正参与到评估当中，怎么才能真正用到评估，能把这个东西自己用起来，不是说一有评估，我就要交给专业团队去做，那就需要做一个分工取舍，哪些东西是我可以做的，也可以让专业团队给我设计个方案我来执行。
比如说监测家长是不是让孩子把咀嚼片吃掉了，这个东西我可以很简单的去监测，如果有足够多的文献已经证明了其他的链条是正确的，我只要做完这一步，我就可以保证我的项目了，我就不需要再去讨论什么，你公益组织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了。你如果非要说测认知能力，ASQ或者是韦氏，我觉得没有大学里面的专业团队这个事情很难做，很难操作。你一个公益组织，你说你操作这个事情，你还要学怎么做，我觉得不现实。所以我说评估这个事情可能以后慢慢的需要有一定的分工。
作为专业团队，我们负责的到底是什么？作为实际用这个东西的公益团队，你们有哪些实际的工具可以用，有哪些实际的方法可以操作这个事情。
李志艳（CDR）：对。了解。而且后面的比较复杂的专业性的这种评估，如果做的不到位，反而其实没有达到效果，比如研究设计不严谨。即使做了，有的时候某些大学老师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其实也不可靠。
聂景春（陕西师范大学，CEEE）：对。有很多比较专业性的探讨，可能只有我们看得懂。比如说我看你的报告，我觉得我可以提出来很多意见，但是只是我们自己内部探讨，就是方法性的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探讨怎么去改进它。但是对于委托方来说，我要给你解释清楚这些事情可能就会比较难。
李志艳（CDR）：对，谢谢聂老师，谢谢你。有机会我们再联系。
聂景春（陕西师范大学，CEEE）：好的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