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概念十分宽泛，我们这里讨论的变革有两个标准：1）是人为推动、不是自然发生的；2）推动变革的人来自社会部门，这些人希望解决社会问题并有明确的目标。理解变革的第一步，是认识到变革本身是系统而复杂的。

要点速览

1. 我们将影响变革的因素分为显性因素（法律政策、行为实践、资源分配）、半显性因素（权力关系）和隐性因素（社会规范）。

2. 其中，权力关系是变革的核心；社会规范则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因以及变革的重要结果。然而，在我们分析社会问题时，这两个因素常常被忽略。

3. 以“系统”的视角看待和分析社会变革，核心是摒弃以往的因果关系的线性思维。认识到各个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行动者要长期、战略的投入，才能在机会窗口到来的时候做好准备。

参考资料：《变革如何发生》，邓肯·格林（Duncan Green)，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以“系统”视角看变革：“系统”中的主要因素

理解社会变革，我们需要确认系统里有哪些因素，哪些因素是重要的，它们是如何互动的。结合已有研究和现实经验，我们试图为大家呈现理解变革的一种角度。不管变革发生在哪个层面（社区、地区、国家、全球），都可以尝试用这套框架来分析。

“系统”无处不在。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问题所处的环境范围，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一个主体也可能同时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例如，我们想让农村寄宿学校的中小学生有更好的校园生活质量，就要看到影响学生在校生活的系统不仅有学校，还有家庭和社区。

1）显性因素：法律政策、行为实践、资源分配（注：借鉴了FSG关于“系统性变革”的报告）

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从这些问题开始：

• 我们想解决谁的问题（最终希望谁受益）？问题的表现有哪些？
• 与之相关的人或组织都有谁？这些人或组织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会导致这些问题？
• 已经投入了哪些资源（钱、人力、知识等）来解决这些问题？
• 有哪些与之相关的法律或政策，它们如何影响这些问题？

在社会问题背后，政府的法律和政策、人们的行为和实践、资源的分配，这些都是容易被看到的因素。我们将它们归类为系统中的显性因素。直接干预显性因素，是社会部门最常见的策略。

然而，政策、实践、资源，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系统”中，还有更重要的隐性因素与之关联，同时更深刻的影响社会问题。不然，我们要如何解释，为什么有时即使出台了支持性的政策，问题依旧存在。今天，我们将重点讨论系统中相对更隐性的因素：权力关系与社会观念。

2）半显性因素：权力关系 

权力是不同相关方之间的决策、权威、正式与非正式影响力的分布，掌握权力意味着个人或者组织可以掌握资源和行动的方向。我们将“权力关系”归为系统中的“半显性”因素。

权力关系是变革的核心。分析社会变革，首先需要了解在社会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之内，权力是如何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本身是中性的，它可能成为阻碍社会问题解决的桎梏，也能为变革创造机会和可能。

邓肯·格林在《变革如何发生》一书中介绍，根据权力的分布及其作用，权力可分为以下三类：

• 可见权力：是最明显、最常被关注的权力形式。可见权力既包括制度、法律、宗族传统等赋予的传统形式的权威，也包括社会舆论或者资源（如金钱、知识、专业门槛等）赋予的权力。

• 隐性权力：我们用隐性权力来描述可见权力的幕后，是重要但不容易被看到的权力形式。例如，关键相关方认为社会议题中哪些较为特殊和敏感、哪些相对“安全”，或者权力拥有者的私人关系网络等等。

• 被压制的权力：结构性的权力不平衡，可能导致相对无权的人内化和接受自己的处境——比如，许多家暴受害者容易将自己的遭遇合理化、甚至陷入对自己的指责——所谓“无权”，实际上是“应有的权力被压制了”。被压制的权力大多根植于人们固有的社会观念，它与隐性权力同样重要却更容易被忽略。

发展领域通常说的“赋权”，就是试图将被压制的权力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往往决定了我们能多大程度推动变革。换言之，如果无法帮助那些我们希望最终受益的群体摆脱这种压制、重获权力，即使将他们组织起来，或为其发声，很可能也无济于事。

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并不是“零和博弈”，也就是说，为一些人赋予权力，并不意味着剥夺另一个群体的权力。好的变革策略通常是迂回而非“对抗性”的，可以为各个相关方都带来益处。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识别和分析系统中的各方权力分配及其影响，来帮助我们梳理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并指导我们制定策略。

• 在具体问题中，谁掌握了什么权力？
• 这些权力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它们又是如何影响社会问题的？
• 我们应该努力改变谁、努力联合谁？
• 什么会影响这些拥有权力的人做出改变？

3）隐性因素：社会观念

社会观念，是系统中最为隐性的因素。它无形，却在根本上影响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态度、认知和行为。社会观念源于我们的历史、文化、道德规范、政治环境，它“规定”了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或者不可以被社会接受，也就是我们的是非观。

社会观念的改变，既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因，又是变革的最终结果。试想，我们要推动任何一项变革，无论是推动性少数群体的婚姻平权，或者倡导全面禁止野生动物贸易，都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的认可、接受、支持，并最终转化为行动的改变。观察、研究和理解社会观念变化的动因和过程，对于推动社会变革至关重要。

社会观念的变革是深入和迟缓的，常常要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但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许多我们以为自然而然的事情，都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比如，关于人权和环境的国际公约，在一个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而它们如今已经被许多同行视为行动纲领；日本是全球垃圾分类制度落实最到位的国家之一，而日本也同样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才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并形成民众的生活方式。

已有的经验证明，政府很少是社会观念演进改变的发起者——本文中提到的很多我们熟知的社会观念，都是由社会部门最先提出、孵化，然后才在国家层面被政府接受的。

2、理解“系统”的复杂性

以“系统”的视角看待和分析社会变革，核心是摒弃以往的因果关系的线性思维。系统中，各个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方面的反馈，这些最后都反映到社会问题的表现上。

同时，系统中各个要素的变化，也往往是非线性的，会有争议、反弹、修正等来回往复的过程。比如为受到经济压迫和暴力侵害的女性提供生计机会，当妇女第一次获得工作收入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家庭暴力。

• 2015年6月26日同性婚姻在美国全面合法化，该事件被认为是美国性少数群体（LGBTQ）平权倡导运动的重要里程碑。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胜利。由于LGBTQ问题在美国已被过度政治化，平权议题的走向往往与党派之争直接相关。根据美国社会运动发展计划发布的报告，2020年，高/中平权程度的州与低/负程度的州各占半壁江山，而平权的相关政策前景也更为模糊不定。例如，2019年1月美国颁布跨性别人士参军禁令；2020年，全美有13个州立法规定反LGBTQ有宗教豁免权（而在2010年只有1个州可以宗教豁免）。

系统的复杂还体现在它的不确定性。复杂系统中的社会变革，都是“平稳、渐进、有计划的改变”与“不可预测事件引发的重要外部突变”共同推动的，后者的力量更不可小觑。

• 眼前，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全球爆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次突发的疫情不仅会深刻影响全球金融、经济、公共卫生等领域，还会对许多其它领域中当下正在发生的变革趋势造成影响，例如在线教育的普及、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隐私问题，等等。2020年3月17日，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观点指出，此次事件将会成为新的历史分界点，甚至可能引起美国的政治文化转型。（托马斯·弗里德曼 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Thomas Friedman,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opinion/coronavirus-trends.html）

复杂的系统让变革更具“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恰恰更要求我们长期、战略的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建立快速反馈机制，识别关键突发事件带来的“机会窗口”并作出反应——只有这样，我们长期以来在影响政策、改变权力关系、寻求社会支持与社会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开花结果。

3、与系统共舞

“系统”的分析方法决不是用来走捷径的工具，应用它不是为了简化问题，而是帮我们更好的应对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并提高成功的可能性。系统无处不在，它十分复杂又充满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掌握方法、调整心态，与“系统”共舞：

• 多花时间学习和讨论社会问题及其所处的动态系统，将权力分析和对社会规范的洞察纳入对系统的分析，并以此来指导行动目标和策略的制定。

• 保持谦逊，不要高估自己的影响力。无论是NGO还是基金会，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是“外部协作者”；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往往来自系统的内部力量和最终受益者本身。

• 接受不确定性，建立快速反馈机制，不断自我挑战、复盘、反思、优化。“变革理论”应该是一个阐述行动逻辑和原则的指南针，而不是一个完美的路线图。

• 坚持开放与联合。没有一家组织能够独立应对复杂的系统，有效的联合至关重要——不同组织可以尝试一起来分析问题，在有共识的变革理论下各自行动。

• 不要期待立竿见影，要力求挖掘和回应社会问题背后的更深层动因。组织内部自上而下、尤其是来自出资人/资助方的压力，容易让行动者倾向于开展那些容易展示成果的工作，而不是解决更根本性、但衡量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问题。

• 行动者要认识到，所在的组织自身也是系统的一部分。要把自己置于其中去分析系统，警惕因自身导致的权力关系不平衡或固有观念给变革带来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