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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直是众多资助伙伴关注的议题，许多教育项目都希望能够影响学生的认知或素养。儿童素养教育项目要想做得有效，有哪些关键的成功要素？在日常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学生、教育者、家长等可测量的数据源众多，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核心成效指标，让日常监测工作既有可操作性，又能发挥实际作用（指导项目优化或积累行业经验）？
2020年6月18日，CDR邀请陈馨（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为成员机构做线上分享，为我们带来他们的青少年研学项目“去远方”，与大家一同探讨素养教育类项目的有效实践经验，以及有用且能做的监测评估什么样。文本为活动资料、视频实录。欢迎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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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艳（CDR）：
今天参会的朋友请点击参会人再点击你的名字，把它修改成姓名和机构名称。
今天这场活动是CDR今年关于监测评估的第三场活动，做了三场活动，现在我们基本上抓住了监测评估的两个关键要点。我们之所以做监测评估这方面的一些持续的研讨，主要还是看到CDR的成员伙伴们有需求，核心来说有两个需求，第一个是问责的需求，要向出资人说明白我们公益的资金花费所取得的效果；第二个是改进的需求，即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怎么不停地采用更有效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迭代。
目前看来，大部分的公益组织在应对问责和改进这两个方面需求的时候，常用两种动作，第一个动作是请一个第三方的专业评估机构给我们做评估，第二个动作是在机构内部持续地做一些项目的监测。在这两个方面，CDR目前感觉都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第一个挑战，在第三方评估方面，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每年第三方评估做的数量也不少，每一次的第三方评估投入的钱也不少，但是整体来说，咱们在行业里面很少听到哪一个第三方评估给行业贡献的知识、建议比较有说服力。第二个挑战，在监测评估方面，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很少有机构在内部有成型的监测评估体系。以后CDR想持续地在这两个方面用力，一个是第三方评估，我们怎么可以做得更严谨，怎么可以给行业的贡献更多；第二个是咱们的伙伴以及他们支持的公益组织，怎么建立能监测又能起到一定效果的内部监测。
我们这一块的工作得到了三一基金会的资助，CDR在持续探讨这方面的事情，也是因为三一基金会的理念和我们这个方向非常契合。三一基金会推崇的理念叫“科学公益”，科学公益目前关注三个方面，项目从前到后，问题识别、方案设计、效果验证，监测评估是效果验证这个环节的工作。
今天咱们非常有幸请到了真爱梦想基金会副秘书长陈馨给我们做介绍。大家都知道真爱梦想一直在做素养教育，之前有梦想中心，后来又持续地发展了越来越多的素养课程，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程——“去远方”，采用PBL这种方式调动学生的参与，今天的分享便是基于该课程。今天的分享还邀请了两位长期关注教育公益的讨论嘉宾，一个是澳门同济慈善会的陈泉，一个是致朴基金会的杨国琼，我们也会请他们先看一下报告，然后贡献一下他们的想法。
大家在听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提问的方式，一个是留言互动，点击聊天就可以输入问题；第二个是举手，主持人看到会提醒大家。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请陈馨做一下项目的介绍，8分钟的时间。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因为疫情的情况，在CDR的组织之下，各位CDR的伙伴，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相见，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2020年是特别不确定的一年，所以这一年我们能够在这里分享评估监测的经验更为重要。因为往日我们都在项目驱动中不断的发展，但是今年很多时候是一个沉淀之年，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精力在评估上面再做推进，这也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部分内容。
但今天我要讲的以“去远方”为例的、整个真爱梦想在素养教育上的行动是关于评估的，但又不止于是评估的，它其实是透射了评估作为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发展驱动中的一环，如何与项目融为一体的。
今天的第一部分，先讲项目背景。可能大多数参会的伙伴，都对真爱梦想有一点点了解，甚至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合作伙伴，但我想挂一漏万，还是先回到真爱梦想是谁，“去远方”与真爱梦想的关系是什么？本身“去远方”解决了什么问题，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历程，以及今天给大家呈现的评估，在它的什么阶段发展起来的，可以有一个整个的大背景，让大家的讨论更为聚焦一些。
真爱梦想基金会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创始人潘江雪女士从成立的时候就立了初心，非常希望整个的真爱梦想能够是一间帮助孩子有学上、上好学、学得好的基金会。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专注于此，整个的使命是希望能够发展素养教育，促进教育均衡，以教育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能够帮助中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的每一个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这一计划我们每个真爱梦想的员工都心里记得，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甚至服务的梦想中心的孩子老师都能朗朗上口，它形成我们共同的教育目标。所以如果在一个机构层面有监测，这就是我们监测的目标。
刚才志艳老师也提到了梦想中心项目，在12年的发展当中，随着大家的关爱支持，真爱梦想的确越来越壮大。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以梦想中心项目为主轴，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项目，而是这样一个系统的素养教育解决方案，容纳了更丰富的内容，让其他的项目发生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在整个的屏幕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梦想中心项目包括了这样几个部分。首先是一个硬件，我们称之为梦想教室，今天在会的很多伙伴都是我们梦想教室的捐赠人，特别感谢大家，是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像这样的一个美丽而有效的互动学习教室——能够开展小组合作项目的学习的空间，才能落地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省份的4000多个学校里面。教室里面开展的内容就是梦想课程，今天要分享的“去远方”是梦想课程的一门。整个的梦想课程是作为校本课程进入学校的课表当中，每一个孩子在上学期间每周有一天可以上到至少一节梦想课程，有些学校可能更多，有些学校略微不同。开设梦想课程的是学校普普通通的老师，所以整个的结构构成了我们项目的原点，有空间的建设，有软性服务的提供，有系统和教师的培训，支撑起软性服务可以持续地在学校发展起来，去远方是整个的梦想课程里的一门。
早年真爱梦想刚做公益的时候，也是从只建硬件开始的，但我觉得挺幸运的是，我们在那个时候非常有幸地遇到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教学科研研究所的崔允漷教授和他的团队，那个时候他们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课程是教育价值观的载体”。什么意思呢？真爱梦想的使命愿景，真爱梦想的初心，刚刚跟大家展示过，这些年我们合作当中大家应该也都有了解，但这只是说出来的内容。好的价值观、好的认知、好的使命是活出来的，我们找到一个载体——我们的课程，让这样的课程真的能够进入学校，来到孩子身边，实质地推进他们的发展。所以真爱梦想人除了嘴巴上说，我们更强调干出来、活出来。
所以到今天为止，已经有了38门，遍布于小学一年级到九年级，也就是义务教育学段的梦想课程，指向培养有爱、求真、追梦人这样的一个目标。“去远方”这门课程是我们所有梦想课程中的一门，是在追梦的板块，是以五六年级为主、三四年级孩子可以兼有的这样一个项目制学习课程。
这门课程是我们比较早期就开始的课程，现在的选课率比较高，算是我们整个图谱里面的品牌课程。它整个的发展是从2010年开始，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自己也比较年轻的时候，08年创立到10年，我们看到了孩子的出行需要。因为真爱梦想一直以扶助偏远地区为主。将近85%以上的学校依然分布在中国乡镇及以下的地区，在那个年代像四川酉阳等地有好多类似的情形，有老师给我们反馈说孩子自己在学校里面读书，在家里面生活，但是爸妈出去务工，孩子们真的很想很想去看看爸妈，所以总想跑到县里的大巴站、火车站，有的地方条件不同，就想买张票出去，但到了那里并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些故事听多了，我们就萌生了“是不是孩子真的有出行的需要”这样的想法。10年的时候，整个中国跨省之间的旅游还没有那么发达，跟十年之后的今天有很大的区别。在那个时候，在真爱梦想工作的我们的前辈同事们，并没有直接选择捐点钱，资助孩子们出来，或者是资助他们的家长回去，而是考虑到既然孩子有出行的需要，如果这并不是一次性的需要，是不是就可以贯穿他生活当中的经历，于是选择了用梦想课程的方式给他赋能，也就有了“去远方”的1.0课程。在这门课程当中更强调的是以游戏化的方式帮助孩子认识到“如果要出行，你需要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但这个阶段课程依然比较单薄，以技术性的输入为主，但已经有了课程赋能，解决系统性方法的意识和这样的考虑。
进到第二个阶段是14年到19年，在这个阶段里面，在谈我们自己的变化之外，我们先说说外界的变化。这十年是中国教育大发展的十年，首先从国家的层面提出了关于研学旅行的具体政策《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意见》，16年11月教育部11个部门联合提出的，孩子的出行就不只是在旅游的层面，更不只是在游玩的角度上面，而是加入了研究与学习的特质，并有了非常详细的内容。研学政策到17年底，有了综合实践课程课标的时候，变得更为明确了。另外一方面是16年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系统发布了《中国学生的发展核心素养》，这个核心素养其实是为我们所有的课改、我们所有的教育改革指向了方向，指明了中国整体的一个目标，和国际上的欧美也好，包括其他地区有了接轨，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的表达，就是我们的向上位。因为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在体制内，在本身已有的学校里面嵌入合作的，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共同的目标在哪里。
而另外一方面，到14年左右的时候，真爱梦想也经历了自己的第6、第7个发展年头，通过实践，我们开始摸索出我们对于育人的方向的理解，就有了梦想力的原创理论的提出、建构，一直到17年、18年时候的系统完成，有了真爱梦想话语体系之下，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又能怎样去培养人？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梦想课程“去远方”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升级。一方面它的课程目标从第一个阶段的只是以技术教授、好玩为主，变成了三维目标，有了知识技能、过程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三个方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素养的整个建构。而另外一方面，也考虑到有非常多的孩子经历了这门梦想课程，他们里面的很多方案非常用心，也很有特色，真正的圆梦能不能走一走实现一下。
14年初，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给一点点的资助让孩子们可以走出去，去真实地实现自己的想法，靠着他们的知识去验证自己的梦想是否能够成真，于是有了延伸出的“去远方”课程大赛，就在这个年段里面我们提出的内容。
今天跟大家讲的整个的评估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所发生的，是随着“去远方”课程的升级而产生的。从去年到现在以及未来，我们慢慢地在做“去远方”的第三次升级，希望自己能够从一个中控的状态往后退，能够协同企业教育机构，甚至包括各类的公益组织，一起深度地发展青少年的研学旅行机会。这也是最后一部分，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交流的，也很想听到大家的宝贵意见。
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路径完成之后，以“去远方”为例的这样一个梦想课程，或者说给到中国青少年的一种素养教育解决方案，就完成了以PBL项目制学习为原点的初心，而在过程当中要完成诸多课题的计划，形成方案，参加全国化的对比，并通过网络众筹善款得以出行，实现了从学习到体验，从教室到世界的完整历程，这是项目上的闭环。
而同时梦想课程进入学校，很大程度上给了学校信心，如何在新的教育课程改革之下开展学校的系统变革。“去远方”项目或者叫“去远方”梦想课程等一系列的梦想课程，是在合作的项目学校里面给了这些学校一个试验田，让他们感受到了如何从应试到素养。整个的“去远方”课程，除了学习如何去远方的技能以外，更侧重的我们叫借假修真，是借着旅行这样一个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能有兴趣的话题，在背后透射，让孩子们去了解怎样进行信息搜索整合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把学科知识运用到具体实践当中的系统解决方案，所以完成了整个去远方我们要校准目标的结构。
在这样的目标之下，在第二次改版之后就基本设计完成了，但它是我们的一份大胆假设。虽然这些年陆陆续续跟很多地区的老师学生甚至家长接触的时候，他们都会反映说“上了梦想课程，当然也包括上了‘去远方’，我的孩子、我的学生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是不是可测量的？于是在17年的时候我们萌生了做一个评估的想法。
用刚才志艳老师提到的背景来看，在评估之下的动议，真爱梦想并不是为了让捐赠人信任我，或者说让社会来看待，而是我们非常想知道我们的课程是否真的带给了孩子实际的效益，因为孩子是我们价值观的第一服务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萌生了这次的评估，它包括把学生和老师两端都视为课程的受益者，而课程是被评估的对象，两方是我们评估的来源，既要向上看课程的设计是否因应了学生的需求，因为这门课开始的时候就是应需而生的，同时老师作为课程教授者，是否支持到了他，是否能够促进他愿意开展，而没有提更高的门槛。而向下整个的梦想课程设计有自己非常具体而严格的要求，我们是不是支撑了梦想课程的整体特色，能够符合正式课程建构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整个的梦想课程都会包括自己的课程能力建设和综合素养的建设，它实现的怎么样呢？他是不是真的让孩子受益了？所以萌生了这样一次完整的评估。
关于评估具体的结论部分，我想可以放到第二部分跟大家再详细地分享。前期我们也把“去远方”一个公众版的报告发给过大家，可能伙伴们也都有看到。我们很想听听大家在看到这个报告以后的一些想法。有一句补充说明的是，因为这两门课程当时是同时做的，所以这个报告是把两门课都写在了里面。
李志艳（CDR）：
感谢陈馨的指正。我们讲问责不仅是给捐赠人的，也是对我们自己有问责，我们自己也很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效，我相信这个动力在每家机构身上都有。另外真爱梦想基金会一直很注重监测评估，也公开过不少监测评估的报告，透露一下真爱梦想在未来几年的战略方向当中，其中有一个方向就是让变化看得见，也涉及监测评估方面的工作。
前期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去远方”项目17年做的监测评估报告，刚才陈馨也特别提到想听听大家的一些意见。我们这次特邀了对教育对学校这方面比较了解的两个朋友，先请陈泉分享一下读了这份报告后觉得其中比较有启发性的内容，或者你的感受是什么？
陈泉（澳门同济慈善会）：
大家好，我先来说一下这个报告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同济自己也资助过几个不同的项目评估的报告，通常我看一个项目评估报告的时候，我第一关注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看下来发现刚刚陈馨讲到的，之所以真爱梦想会做这一份评估报告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已经有了4000多所学校，想看一看这一个课程持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当时希望能够发生的改变，孩子身上的改变是不是真的有发生？所以他们做了这份报告，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这是呈现最终结果的一个结果评估的报告。
我觉得这个报告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有这样几方面，第一是如果经常做教育项目，你会发现很多人不断地在说各种各样好的教育理念、素质教育应该怎么样、我们认为好的教育是怎么样，但是真的能够把它从一个教育的目标，从求真、友爱、有能力追梦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去拆解成不同的核心素养的点，然后变成真实的课程，能够落到教学实践，再列出它的一些观察的维度，变成量表，是一个蛮不容易的、蛮考验功力的事情。
我觉得这份报告里面也可以看到，在做的时候一些细节上考虑的蛮细致的，包括在样本的筛选上，选择学校尽量做到分布更广泛，包括在做量表测试的时候他们有考虑到低龄学生的应用场景，所以做了一些特别的设计。我觉得这是这份报告里面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值得学习的地方。
接下来我想说，看完这份报告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结果评估，我们知道了这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是有效的，当我们这样持续地做的时候，孩子就会产生比较有效的变化，包括老师也会有变化。我看到这的时候就突然想起，何老师如果在一定会问“然后呢？”我们现在知道它是有效的，然后我们想用这份报告来做什么？等会儿陈馨也许再有一些介绍的时候会说到。我估计真爱梦想做这份报告，是为了如果我们知道它是有效的，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更好地迁移应用和扩展，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仅仅需要一个结果评估，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里面，到底哪一些是最核心的，哪一些是真正在发挥核心关键作用的。因为在教育里面，课程本身只是其中的一环，还有很多是涉及到老师是如何的，在老师背后的支持系统是如何的，他能不能在学校里面或者不光是学校还有在他的微观环境里面得到一些支持，能够让课程持续地落地，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学生在什么样的时间能够去上这个课程，进到课表的什么时间？等等，它是一整套完整的东西。如果我们要迁移，进到不同的学校，进到不同的地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把黑箱打开，能够看到里面更多关键性的要素，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才可能更好地去迁移。我看到也有说这个评估只是第一次的，后面可能还会持续做。如果接下来再有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更多去探究和了解的地方。
李志艳（CDR）：
谢谢Sherry。我补充一个信息，刚才Sherry提到的何老师是何进老师，他是CDR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真爱梦想基金会的理事，是真爱梦想监测评估这方面工作的顾问。我们下面再请国琼。
杨国琼（浙江致朴基金会）：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Sherry的关注点特别不一样。我看完这个报告之后，恰恰是可以回应到刚刚Sherry在说的，我在看这个报告的时候，本身不是特别担心我们的干预有没有效果，因为只要你有干预，我相信它一定是带来影响的，只是影响有大有小或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部分。我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因素带来这样的影响，有点像是刚刚你们讨论的黑箱。我看报告里面你们有提到，虽然并没有把它非常精炼地梳理出来，但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在这两个课程访谈出来的结论里面都有提到，是什么因素让这个课程能够达成它的目标。
我自己记了一下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这两门课都有一个特点，它是给到学生自主学习的，它给学生任务，给学生非常大的自主学习的空间；第二个它是有团队合作的，这个在其他课程里面比较少见；另外这个课程使用的方式特别多元，有各种不同的互动；孩子在课程上面的表达机会非常多，获得一种更平等的跟老师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个课上面是没有对错的；还有一个在低年级的爱与梦想课里面，提到特别多的是这个课特别有趣。我觉得上面这些因素都是这个课程之所以会带来效果的最重要的部分。
在老师这一边有提到几个点，一个是老师跟学生一样，他也提到了有不一样的师生关系的这种感受；第二个就是老师通过做这个课程，在他的体系内得到了认可，同时在这样一个平台接触到不同地域的老师，以及这个课程的综合性给老师本身拓展他的视野和知识也带来成长的机会。
这几个点让我觉得上“去远方”课程还是上“爱与梦想”等其他的课程，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这个课本身都具备这些因素的话，就必然会导致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正向的儿童素养的提升，这个是评估报告里面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发现。
李志艳（CDR）：
谢谢国琼！她也特别点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会请这个项目来做介绍。虽然是“去远方”，但核心是素养教育。不管是做艺术教育还是做体育教育，我们都在鼓励孩子们自主学习、团队合作、自我认知等等。这些不同的教育方式是载体，我们想追求的是孩子在学业之外的一些成长。
我相信“去远方”课程的这种监测评估体系，可能对艺术教育的评估、对体育教育的评估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刚才大家也都给陈馨提了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这个项目要想提升孩子的求真、有爱、追梦，改变孩子个人的一些成长，怎么才能做得有效？打开黑箱，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我们请陈馨来介绍一下。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刚才听志艳老师、陈泉和国琼讲的时候，我是频频点头的，看得出你们很认真地看了报告，也看出了它的深意，部分内容接下来我都会涉及到。
一方面就像刚才志艳最后总结的，我们为什么说“去远方”是借假修真？旅行也好，真爱梦想课程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主题，比如说艺术，比如说体育，甚至可能关于社会情感方方面面，都是不同的话题，但背后折射的教学法，对孩子的一些关注，怎样的内容让孩子能够充分学习，它的本质是相通的。这也是为什么“去远方”整体在设置课程量表的时候有课程量表和综合量表两个部分，课程量表是课程专属的，而综合量表指向的就是那些可以通用的，在几乎所有的素养课程之下可以共同借鉴的一整套系列量表。
我开始说下一部分。为了不超时我定个闹钟。
刚才这一页我们看到有课程量表和素养量表。在“去远方”里面，通过评估我们找到黑箱里面的三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我从我的角度跟大家分享，部分跟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是一致的。
第一个是孩子的培养、孩子的素养建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都希望孩子成为这样那样那样这样，但是一门课程、一个行动方案能做到的有限，或者说需要聚焦。回到“去远方”课程，这是“去远方”在17年做的第一版的整体的量表框架，不是问题，是量表框架。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侧，它合适地呼应了我们的课程三维目标和梦想力素养模型，找到了这门课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可能推进孩子的发展，而不是泛泛地大包大揽什么都能去做。这是课程整体的三级目标，也是刚才提到的在改版当中有变化的这一次，它详细地列出了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们假设孩子应该达到哪些方面的提升，形成什么样的行为改变。
而其中这两部分是非常明确地指向国家中小学核心素养的两个大的方面：信息意识和问题解决，有了向上的呼应，只不过我们把问题解决这一点和团队感结合在了一起，让问题解决又增加了一定的复杂度，也更有现实感。因为孩子们以后进到社会总是要跟团队在一起共同去找到解决方案的，所以向上去指向课程目标来编制成量表进行检测。从概念到目标到量表，是我们在做这次评估的时候花费心思最多的地方，但也是这份不断地聚焦、取舍和寻找，让我们锚定住了一门课程到底在孩子的哪些方面产生了有效的价值。
在做评估的同时，梦想力的原创理论也完成了，有12个方面的具体拆解。从真爱梦想的话语体系之下，我们所有的行动指向着孩子的变化，是跨越单门梦想课程、跨越主题的，这一部分就成为了我们的综合素养量表的指向。在未来包括在现在，所有的梦想课程指向的都是孩子这些能力的提升，只不过不同的课程选择的主题不同，我们教学的目标点也不同。在整个搭建“去远方”课程量表的时候，是向上去看课程的相关，向下去看跟梦想的核心素养的连接，来构成了整体的评估体系。
所以也进行了量表的抽取，形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课程量表和综合素养量表。像刚才陈泉提到的，“爱与梦想”这门课程——我们另外一门同期在测的课程是一到二年级，小朋友连问卷都读不明白，如何把量表变成他听得懂的问题并能实施，确实在过程上面也下了一些心思，有了相对独创的对低年龄段的孩子进行测评的一些工具和方法。这个话题一直在国际上整个的评估方向里面都是一个有引领性的话题，这个就不作为今天重点给大家展开了。
有了这样一个评估成果以后，我也很愿意在这里跟大家讲讲评估的结果，的确在当时是一个结果评估。课程评估和素养评估先看课程评估，我们看到评估的时候心里是有触动的，明显能够感到并非所有的都是课程组比对照组好。但我依然特别想把这张图放出来，在我们过去这几年，包括未来再讲都愿意放出来。这就是让我们锚定到项目到底哪里取得了成果，项目还有哪些可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的分享会起名字叫作评估驱动项目发展。比如说认为旅行的意义就是玩，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也是在这门课程里非常希望孩子能够对于出行、对于向外探索有更清晰的认知，明显它是相对弱化的。虽然它可能跟年龄等等方面有关系，但也是因为这个点的测出，推动了我们一定要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们走出去，才有了这些年“去远方”大赛不断的发展，跟地区的合作，跟各位合作伙伴的合作，为孩子创设更多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发现和驱动自己项目的发展。
而到了综合素养量表的时候，我们非常开心看到了整体的课程组比对照组有明显的变化线，让我自己最为触动的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最上角，自我认识情况。因为“去远方”做为一个课程，借假修真，在这课程当中，通过跟别人的对话交流，让孩子们更好地知道“我要成为谁，我要什么，我要一个什么样的旅行，我希望怎么去规划”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了清晰的了解，我觉得这才是可以走出更远的。都说人生像个旅行，我想如果一门课程可以让孩子这样小小的萌生，就说明一个课程、一个这样的解决方案，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孩子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结果评估以后，我们就来看哪些更细致的工作可以更加关注起来。
一方面我觉得是关系，刚才在国琼的分享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并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公开版评估报告里面说的特别多的，但的确是这次评估以后我们更为信赖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教师的关系。一开始跟大家就分享过整个的梦想课程的建构是以在学校里面开设并以当地的老师为开展为整个业务模型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大咖或者是很牛的志愿者到学校里面开展，我们觉得守着孩子身边的一些普普通通的老师是最有可能跟他们一起长大的。在“去远方”这门课程的调研当中，也确实看到这样一个成绩。所以在评估当中我们把老师视为反馈者，而不是被评议者。
从这些反馈者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师生关系的改变，因为普通的学科教学没有给老师这样的机会，让老师更好地思考自己的教育，是锁定在一个个知识点、一场场考试当中。但是梦想课程没有学业类的考试，又不纳入总分，反而给了师生一个空间，让老师更好地看待每一个孩子。每一年开设梦想课程都会有好多老师反馈说“在这门课程当中，我看到了那些所谓的差生，所谓的学困生，他们是有多么的关心人，他们是有多么的投入”等等，其实是让孩子的亮点迸发出来，让孩子意识到原来育人并不只在一行一业一做一考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点对老师的触动，它是完全可以迁移到学科当中的。
另外一方面是老师的成长。我们服务的很多地区的学校，老师的倦怠感也挺强的，今天与会的很多伙伴可能也都有相关的公益项目也能感受到。但是在“去远方”项目当中我们很意外地发现，除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学习机会，老师也从中学习。
如果细拆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培训的支持，伴随着梦想课程的产生，我们都会给老师开设专题的培训，既是关于这门课程有别于普通的学科教学的培训，也是关于老师如何跟学生相处的培训，甚至关于老师教育观的相关的打开，包括老师的职业发展的培养。我们发现这些培训本身让老师发现教学也是挺有意义的我应该好好的投入，所以才有了他们比我们更努力地开展一节节梦想课程，是让他们得以重试学习兴趣。
第二点是所有的任务的设置是比较有趣的，是让老师也能够从中看到孩子的，咱们在上一节已经讲到了，就不赘述了。
第三点我觉得这也是这门课程的一个突破。这门课程对于很多乡村老师来讲也是陌生的不会，很多乡村老师也没有进行过跨省的、甚至是更大范围的出行。所以老师没有学科里的权威，没有我会你不会的状态，而愿意跟孩子去体验新知识。比如在这门课中，曾经有一个课程的案例，一个任务，让老师提出我可能几个月之后要去上海参加一次培训，但是我并不知道怎么设计线路是合适的，同学们愿意不愿意帮老师一起来设计？这个事情并不复杂，但一方面它是借了一个案例让孩子学习交通规划，另外一方面是让老师传递一个信息“在这里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最早开设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很多老师也放不下面子，觉得说怎么能告诉孩子我有不会的事情。但是当他真的告诉以后，看到了孩子为他着想，看到了孩子五花八门的想法，又很妥贴的设计，他也欣赏到了孩子很多的原来学科当中被忽略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它是一个亦师亦友的状态，也在这种亦师亦友的状态里面，老师并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公益组织的要求，而变成了他会觉得这本来就是我做教师应该去承担的责任，而让这门课的生命力强烈起来。
第三个方面回到课程本身。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了，如果我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觉得这门课程做对的一件事情是在学真的，是促进真实的场景发生。左边列出的是我们给孩子的课程图谱，图谱版，大家稍微读一读就能看到它跟我们每个人出去旅行是一样的，有一堆要回答的问题。可能这些问题看起来也不复杂，但是我们要把每个问题想清楚，还是要认真思考的，而且它就是真实的可以发生也能发生的。同时“去远方”这门课程，作为一个比较合规和严谨的项目制学习，小组为合作基本的项目制学习，又把小组这个点加在了里面。所以每个小组并不是说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是每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我如何在小组当中跟同学进行合议讨论。这个关系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本来就是经常发生的，只不过我们把它嵌套在课程里面，让大家去彰显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个短短几天内要去什么地方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有的班级的同学们，有的小组的同学们就要经过一个月的PK，才能形成他们小组的合议。而这个合议过程本身，孩子们的互相间的真实的倾听、了解、表达，甚至想出一个合适的决策方法，都是他们成长很关键的历程，都能够迁移到非旅行类的各种主题里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刚才几位都提到的黑箱里的关键点，也是我们正在往其他课程里迁移的部分。
我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案例。我们每年做“去远方”大赛的时候都会收孩子的方案，也就是他们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呈交出来的一个要旅行的方案计划书，这也是他们项目制学习的一个结果，这是其中一个方案里面孩子特意多加了一页。 我每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挺触动的，我很爱用孩子的那句话来去说，当所有的成年人都告诉孩子说，只有学习重要，只有成绩重要的时候，原来学校里还有一个这样的课堂，让孩子知道除了成绩，他的未来还有什么可以去追求的真实的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这个小队最终并没有入选，也并没有出行，我们也没有因为她写了这封信就把它特别对待，但是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孩子在梦想课程中找到自己、实践自己和团队中探索未来的本来生活中就需要具备的能力。我想这就是教育这就是孩子应该有的原本的样子。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并非只是我们去做。刚才讲过了这些年在做“去远方”的合作大赛，像18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跟我们的合作企业合作，让这些出行的孩子当中的一些队伍在企业里面体验真实的任务，把课堂内的真实延展到了生活当中的真实，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流利说”是真爱梦想的一个专项基金的合作方，所以在那一年，我们通过跟他们前期协商，孩子们到上海的研学旅行当中就加了一个实践任务，到流利说里面跟着他们的工作人员学习如何制作网络的英语课程。通过三天时间，来自宁夏的6个孩子，真的就制作出了一个叫爱要大声说出来的音频课，各位手里都有手机，你们还是可以在流利说的APP上搜得到的。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特别震撼的，并不止于震撼于孩子们的声音有多么响亮，英语有多么流畅，而是这三天的变化，也是我们的企业合作伙伴给到了孩子们这些机会。
其实我一直想的是教育是什么呢？教育就是给孩子真实的体验，真正的相信他们可以做到，他们就真的可以做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梦想课程，我们倡导的教育理念一直是信任比帮助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帮助了孩子，支持了孩子，信赖孩子，他一定能做到那个可能是我们想象当中都想不到的最好。
如果说“去远方”在这过程中模模糊糊地探索出一些好的东西，可能这三方面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而这三个方面确实也是我们在评估完成之后把它抽离出来，在其他的梦想课程当中，跟其他的合作伙伴的交流当中不断分享、细化的部分，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这样的实例出来，可以让大家看到教育怎么去做，是指向孩子未来的发展。这一部分就先简单地讲到这里。
李志艳（CDR）：
谢谢陈馨！我觉得陈馨刚才特别提到一点，我们讲的孩子的成长，或者我们经常讲全人的成长素养教育也好，其实都很宽，在一门课程当中，我们不可能都实现，也不可能都实现得很深。她讲到的前面的一个内容是我们首先对这个目标有一个更清晰的界定，后面又提到了师生的关系，学生学习的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有15分钟的提问时间，看一下大家有哪些提问。陈馨你看一下这些问题，看之前我们是怎么考虑的？
高京悦（博世中国慈善中心）：请问去远方项目的风险点在哪里？在执行中农如何规避这些风险？指出行上的风险。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这是我们过往被问的比较多的话题。其实从“去远方”项目14年第一次提出，我们想组织孩子出去，组织孩子通过他的方案游学旅行出去开始，这个话题每年都在讨论，也都在实践。我们现在如果说有规避的行为的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还是回归到学习上面。在整个的“去远方”当中，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是孩子的替代者，或者我们是孩子的问题解决者，我们依然首先是回归到能力的部分。所以在“去远方”的课程当中有专门的三个学时的课程，带着孩子去想他们设计的旅行方案中有这么多想去的、好玩的地方，在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可能的风险。这个风险是特别大的话题，既有咱们称为天灾人祸的，也会有一些不可控因素。比如每年都有孩子遇到订的酒店到了以后因某种原因不能入住，或者是因为时间没有查好去的博物馆闭馆。我们自己旅行中也会出现，但这不是我们告诉孩子的，而是孩子要基于已经完成的旅行方案去思考有可能有哪些问题。问题呈现出来以后，开始进行预案设计。这门课程的课时当时是我来写的，虽然今天何进老师不在我也会cue一下，这是很多年前，我刚刚开始做公益项目的时候，何老师给了我指导，他说一个项目的设计，既要考虑项目如何设计好，也要考虑如何做风险预判，要想清楚风险。所以当时在做这部分课时设计的时候，我也把它带到了给孩子的学习内容当中。我们也在后来看到孩子们真的是想得很周全，比如说有孩子去海边，就会想到遇到水母怎么处理，应该带什么样的药膏等等，它也跟整个的后面的课程里面的物资准备形成了关系，这是第一个部分。这是教育孩子们去做的部分，在整个的方案评审里面，我们也会特别去看孩子们的风险预判和预判的解决方案与他的旅行地的设计是否一致，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是关于整个的保障的方面，每年出行的孩子我们都会进行保险的购买，来保障出行的孩子、老师、我们的志愿者就是我们说的梦想守护者，都能有基本的风险保障。因为出行或者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所在，咱们也不能放之任之，所以我们都有为孩子进行保险的购买，并且在行前对所有出行队伍里的师生去做关于保险的使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做详细的介绍，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层保障，这是第二方面，应该是保障机制的方面。
还有第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关于团队角色，所有的出行团队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孩子，获得出行资质的6-8个孩子，还有两部分成年人，一个是他们的跟班老师，一个是我们在地寻找的志愿者，我们称之为梦想守护者。梦想守护者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扮演了当地的熟悉者，我们可以打引号地称为当地的地陪。为什么说打引号？这些志愿者我们有严格的规定，他们绝对不可以干预孩子们的路线设计，也不可以看到孩子们可能出现的所谓的不合适的设计，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我们称这些志愿者为隐形人。但是这些志愿者要在出现一些风险因素的时候，第一时间指出并且带领孩子移出风险，我们把他们设为风险的一定的底层保障机制，
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从能力到制度到人员配置三个方面给孩子的风险规避。这些年上天还是比较眷顾真爱梦想的这些孩子们的，确确实实也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问题，但每年不可回避地都会有一些小磕小碰，也会有一些像去年遇到台风这样的情况等等。在这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积累这些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再作为新一年的学习内容，或者给团队的培训内容，从而不断地丰富风险预警库，这是关于规避风险的问题。
窦甜甜（爱佑基金会）：如果捐赠人有参与到项目的需求，一般怎么回应或者设计？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这一看就是资助者视角的问题。尤其是最近的三四年，随着“去远方”的出行大赛，越来越多的被大家知道，而且确实能实现对学生比较好的效果，我们有很多资助者主动表示说你能不能为我定制，或者你能不能让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而不只是单纯的捐赠。我们有几个参与的方式，最近也正在做这部分工作。
一个是捐赠人可以参与到方案的评审当中来。现在每年大概有一千三四个团队会提交申请，今年可能会更多一些。这个过程中，不再只是我们自己评或者小范围的所谓专家评审制，而是邀请广泛的社会公众，特别是捐赠人，我们希望他们参与到孩子的方案评审当中。一方面我们希望他们近距离地感受到孩子在做方案时候的用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意见可以生产出来，成为我们的同行者，而不只是资金的注入者。
第二个是如果有些捐赠人家所在的地区刚好是孩子们选择的旅行地，他就可以成为刚才提到的就守护者，经过培训可以上岗，保卫孩子并真的跟孩子在现场有互动。
第三个类似于刚才流利说的案例，如果捐赠人来自于一家机构，并且他的这家机构很愿意成为孩子的研学旅行目的地，像刚才流利说这样，我们就会在比较早的时间里跟他们接触，和他们共同去设计，如果孩子到了这个城市，到他的机构可以完成一个怎样的3天到5天左右的真实学习项目。这个过程中也是把我们对于教育的理念、我们的课程设计的方法，赋能或者说展示给捐赠人，让他们以后即使不是跟着“去远方”，组织其他的同类的公益项目或者是儿童教育的项目，也可以运用，因为这里面也有一套比较轻便的方法论可以去运用起来。
通过这样的方式，捐赠人从多个维度可以更深入地介入到“去远方”里面，这也是我们乐见其成的。我们讲了“去远方”从去年开始进到第三个阶段，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打开，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研学这件事情当中。
李志艳（CDR）：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项目17年做了评估，也请了外部的第三方评估，我看也做了很多数据的调研。评估结束之后，评估报告给真爱梦想的团队有什么触动，后来因为第三方评估咱们的项目哪些地方做了调整，哪些地方没有？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我本来一会儿也会讲到这个部分。首先严格意义上讲，在17年到18年的时候，我们连续做了两轮关于“去远方”的评估，今天给大家呈现的是第一轮的评估，对照组、课程组都是后置评估。18年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次评估，包括了课程、对照组的前置和后置两类评估，就能够看到4组数据的不同的对比，我们把评估立体化出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志艳问到的是给项目带来哪些影响。我觉得有方方面面的影响，第一个是单纯地对“去远方”这门课程本身的，我们在这门课程里面看到了任务制学习的重要性，看到了老师的合作关系，所以后来在这部分我们有加强，给予老师通过更灵便的方式，可以了解到“去远方”授课的经验，把那些Top老师就是最优秀老师一些经验赋能给更普通的老师。因为17年做最初的评估的时候，我们选的是一些做得比较好的老师安排对他的评估，依然是接近于实验室状态的。但我特别希望哪怕是个最普通的老师，他也可以上手，让他的班级的孩子也受益，就这里面做了更延展性的工作，去做拆分，老师做对了哪些，怎么能够更好地赋能给孩子，并且这些老师参与到课程的改版和一些课程的培训当中，我前期看到大家有反馈到超级用户，的确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课程纵向的，“去远方”的任务制学习，“去远方”的老师评价，“去远方”整体的从项目设计到抽取量表到评估到改版这套方法论，我们用到了同期以及之后的其他的梦想课程当中。因为除了“去远方”、“爱与梦想”，还有关于思考力的、艺术的、体育的等等其他课程，所以有了这样的在课程法上的延展，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关于整个的活动类的，因为我们在课程量表里面看到孩子对于旅行地的了解不是那么充分，所以17年到18年大幅度地提升了可以出行的孩子的比例，当然也确实来自于社会的支撑，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可以了解真实生活。确实要做这一步还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就是前面高老师提到这个问题。这是第三点。
还有第四点，志艳刚才也替我们剧透了，就是真爱梦想对于评估的理解。从很早年的时候在福特的支持之下做了REAP的评估，到17、18年我们自主动议做了课程评估以后，我们就开始搭建自己的整套的评估架构，如何实现我们全工作流程的数据化管理，一会儿在这部分我会详细给大家介绍。我觉得这个触动了真爱梦想对评估的理解，怎么能够锁住评估目标变成量表运用于日常生活当中。
李志艳（CDR）：
好的，谢谢陈馨！我也是想通过这个问题大家体会一下，一个评估报告出来之后，对于被评估方，比如对于真爱梦想，他读的时候的感受和我们作为一个外人阅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差别很大，像刚才他们提到对“去远方”这个课程本身的方法总结，应用到了其他课程当中去，这里头的作用还是很不同。当然对于第三方评估报告本身，我们也可以提出更高的挑战，希望对自己产生这么大的触动，让外面的读者也能够感受到这种触动可能就更好了。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主题。
李志艳（CDR）：
上一个主题我们讨论的是项目要做第三方评估，我们要设计评估指标，从第三方评估当中获得项目改进的建议。但是第三方评估不可能年年做，基本上都是每三年做一次，五年做一次，已经是一个挺高的频率。那么第三方评估结束之后，我们在内部怎么来做监测评估，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
我们还是先请我们两个讨论嘉宾谈一下，像“去远方”这样的公益的课程项目，不谈第三方评估，就说平时如果做监测，监测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比较好，公益组织能监测，监测也挺有意义。我们还是先请Sherry（陈泉）。
陈泉（澳门同济慈善会）：
我先说一下我们自己的项目，我可能会关注哪一些更多，可能不只是针对真爱梦想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项目，它的课程如果真的能够按照原本设计那样去落地是有效的，特别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比较大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很多项目的落地执行方，它呈现的是近似于正态分布的曲线。有一些老师或者一些学校高度认可这件事情，也非常积极地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也有一些是无论如何都带不动的，还有一些是中间的还可以的。所以我的关注更多会在怎么样吸引那些动力没有那么强的那些人，怎么样让他们愿意更好地参与进来。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我怎么找到那些真正想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我觉得动力这个事情不见得真的能够靠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吸引，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的是怎么找到真正想做的那些人，怎么让可能20%那些特别积极的人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20%的数字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是我自己蛮看重的。
因此我自己如果去项目实地的一些学校里面看的话，我可能会更多问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去实地看都是看那些做得比较好的学校，我会更关注对于学生来讲触动最大的那一次是什么？我看到“去远方”的项目有讲到学生变得更加主动发言，变得更加地愿意说话，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他第一次开口是被什么触动的？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老师也是一样的，老师的常态不是跟学生是平等这样的关系，那么最积极的这一批老师或者变化最大的这一批老师，是什么触发了这一些？为什么他现在是这样思考的，我们怎么样让这些能够迁移到更多人身上，这个可能是我会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是我们也看到很多项目在项目在的时候是挺好的，但是项目结束就结束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例子，现在也还在探索当中，大概可以看到有两个方向。我们会看到真的想去做一些变革、做一些创新的人，不光是学校里面，不管是老师校长还是地方教育局，真的想去做一些变革的，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他们通常会经受很多诸如人家说风凉话之类的事情。所以怎么能够帮这些先行者建立起一个比较正向的微观的环境，让他做这些事情能够得到正向反馈，而不是逐渐在消耗他的能量的，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蛮多是跟地方教育局合作，尽量地把这个课程的评价体系纳入到教育局的评价体系里面去，这个有一些是有效果的。另外一个我最近有项目想要开始尝试的是有没有可能建立老师或者校长等变革者他们之间的共同体，让他们能够互相支持，能够分享自己的实践，建立他们之间的社群，让他自己知道我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不是那么孤单的。
所以如果我自己做监测评估，怎么样让更多的人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以及怎么样让这个变化更持久地、可持续地发生下去，是我比较关注的两个重点。
李志艳（CDR）：
谢谢Sherry！我觉得Sherry指出了在项目当中呈现效果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总体，也不仅是一个平均值，个体之间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影响的主体之间又怎么产生互动，我觉得这是Sherry的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杨国琼（浙江致朴基金会）：
我很赞同Sherry刚刚说的那个点，有一些老师能够做到很好还是可能的，但是怎么样让更多人来做。但我还是回答那个问题，假设我是“去远方”项目团队的一员，我怎么去设计日常的监测。如果我是这个课程的团队成员，我怎么在平常去了解这个课程是不是有效的，以及怎么样可以更有效。
我会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老师有没有在上课，以及上课的频次和量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点，因为如果你上课的量不够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在上课，这个影响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我第一个要去监测的点就是老师开展课程的频次和量是怎么样的。第二个我会观察什么样的东西支持老师开展了这个课程，或者他没有开展的时候什么东西阻碍了他，也就是他能够顺利按时按量地开展课程的条件是什么或者阻碍是什么，这个会是我监测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是看课堂的效果。在你们现在的评估里面，我看到更多是访谈和问卷，没有特别多看到课堂观察那个部分，但我猜测应该是有的。我自己如果做日常的监测，会特别重视课堂的观察。 课堂的观察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直接观察这个老师怎么上课，课堂整体呈现的氛围、关系、软性的环境的体现、同学之间的感觉、交流的氛围是什么样的。第二部分是观察儿童，儿童在这样一堂课上是怎么样的表现，包括Sherry刚刚提到的人群是有正态分布，学生也有跟着老师在走的，因为学生可能相对来说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的，这种情况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子，整个班级的学生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我觉得可能会主要监测的几个点。
李志艳（CDR）：
谢谢国琼！我看已经有好多人对真爱梦想后面的评估架构是怎么搭建的很感兴趣。陈馨你就介绍一下第三个部分。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谢谢大家的问题！这个部分也是今天我在分享里面比较偏忐忑的。我们日常可能没有那么地拎着一根弦说要再去监测什么，但可能我们很多项目里面蕴含着大家刚才讲的几部分信息。所以在接下来这一部分我跟大家分享的更多的是我们日常是有一些监测，我们在看什么样的要点，更多的是我们日常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行动，以及计划做什么样的具体的安排。
首先是关于监测的部分。真的是数据会说话，就像刚才国琼提到的有没有人来上这个课，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没有上的原因是什么？
我给大家展示的三张具体的表格，里面数的大小大家不用特别地关注它。大家能看到我们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开启动作，整个的梦想中心项目大家在前面也有了解，有一个我们称之为梦想合资的SS社区，各个学校的开课情况、各个班级的选课情况在这个社区里面可以呈现。每个学期我们都会看，每一门梦想课程，当然也包括“去远方”，实际有多少选课量。因为今天是总体的概览，我就没有给大家细拆，里面可以看到具体省份，具体学校甚至以往的老师有没有开课，有没有选择，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其他的课程也好，“去远方”也好，出现了选课量与往年相比大幅度的变化，无论是增或减，无论是在总体还是在地区，我们都会去关注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出行这件事情。一开始设计出行大赛，很大程度上是给孩子们多一个机会，后来我们发现它是一个让用户可以参与到里面反馈愿不愿意跟着“去远方”走更远的一个很好的“用脚投票”。所以每年我们会连续监测今年的“去远方”大赛有没有人报名，它们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包括方案的数量、班级的数量、教师的数量、学校的数量等等不同的方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数字的呈现，以及实际提交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的提交量。所以开课、出行及出行方案的提交，实际上是我们在整个的学习开课里面的三个不同的数据监测段，描述不同的数据。
我们以第三个数据为例，在这个数据里面确实能看到高高低低，因为这是个省份数据。我们就会看到哪个省份在今年对“去远方”特别积极，是不是跟它的某一方面的行政要求或者是地区的教育政策有呼应，有其他的力量在推动，尤其出现异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关注并跟它建立更深的联系。在这张表格里面有个地区是山西，这是19年的信息，所以看到这张表格以后，我们萌生了2020年开始跟山西地区有了更深度的合作。这就是我们说的数据指导我们的行为，也呼应了我们从中控到去中心化。在这数据里面，我们看到山西运城的队伍明显比其他年份有陡增，于是开启了跟这个区域更深度的合作，从原来由我们组织全国性的活动他们来参与，变成我们赋能区域的教育局，由他来组织，我们协助调集资源，并最终完成成为他自己地区的教育品牌项目。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刚才Sherry讲的话，大家都是公益伙伴，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们属于教育这一大的行政体系里面一个小的组成部分。我们一直很坚持PPPS模式联动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和社会共同工作，在这过程当中把我们先行先试的一些经验让政府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组织他看着，早年的时候做“去远方”的课程也好，做其他的活动也好。看着看着他看到好像这事儿对我有点效果，对我的学生、我的教师都有帮助，就到了现在这个第二阶段，他来做我们来参与。这是一个赋能的过程，也是一个半去中心化的过程，他才是真正的觉得这是我的事儿，我应该投入，我应该支持，我应该站到更靠前，才能真正地切入到体制当中，可以更平稳地、可持续地发展。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如果这些都做好了以后，我觉得第三个阶段是他来做、我来讲。公益组织跟体制相比，有一些更灵活的部分，在服务区域有那么多像CDR这样的好的合作伙伴。如果一个地区在一个教育创新上做出了典范，我们非常希望去传播它，带着它的故事，让更多的一些还处在第一个阶段的观望者，第二阶段的尝试者有信心往前走，这样终究是让梦想课程、让更多的好的综合素养的行动方案进入到体制当中，与体制融为一体，才能够深远地、长期地影响体制的变化。我觉得这也是评估和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的综合的一个体现。
如果向下我们接土壤、跟地区有深入合作，向上就是出网络。今年真爱梦想有一个战略方向，提出我们叫线上见梦想，其中一点指的是有别过去几年大幅度地做线下的工作，确实也是因为今年的疫情所迫，或者说也是给了一个机会，我们把不少的工作转入线上。以“去远方”课程为例，今年整个“去远方”课程是在线上开设的，所有的学生从原来一直在自己的教室里面听梦想课程，变成了在钉钉的班级社区里面跟全国所有的孩子一起听，他的老师变成了社群里面的助教和支持者，所有的团队报名由原来的老师组织学校申报，变成了孩子自己组队自己申报，就是中间这张图里展现的部分。做这个工作，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跟真正的终端用户直接接触，从孩子们报名的情况、打卡的情况、写课程反馈的情况，我们就知道了实际对课程的反馈，他们学到哪里，还需要哪些支持，课程整个的迭代也会更灵活一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孩子的过程数据被整体的记录，比起刚才你们看到点状的信息收集，一些点状的数据分析，有更多的过程数据可以积累，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找到接下来项目改版的方向。最后就提到了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会特别倡导公益伙伴们今年在这样一个疫情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如何把团队建起来，可能原来是嵌在项目当中的一种工作手段，而变成更为重视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是今年给了我们自己给行业的一个沉淀期，就回到真爱梦想今天做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真爱梦想正在努力地去搭建我们整个的一套数据智能体系，去实现关于今天我们讲到的课程评估，去看课程设计的情况和课件效果的达成，一整套的量表和建构，今天是我们分享的主题。
第二部分是教学的部分，刚才国琼和Sherry，也包括其他的老师，在提问板里面都提到了普通的老师如何能够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能够更好地实现公益教育项目的效果，同时自身能力得以发展。因为我们特别看重的并不只是他上梦想课、做真爱梦想的项目的时候做得好，而是真的能让老师、让教育的这个人也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所以从教学法的搭建，从教学法中抽离出教师的形象，到教师形象和教师的能力部分的搭建，也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当然他要跟学生的培养做校准和保持一致性。同时我们看我们运营策略，真爱梦想今天的网络算是比较多一些，所以这里面既有我们自己工作的关键动作，也有当地地区和我们的配合动作。这里面哪些是我们需要把它锚定下来的，哪些又具备了灵活性，做到什么就可能对学生、老师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正是我们去搭建摸索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努力地把我们的全过程数据进行线上化，另外一方面也是把全过程数据中的关键指标进行抽取，最终能够实现我们在一个系统上可以及时地、随时地看到整个项目的变化，并能做相关数据报告分析，来指导项目更快速地迭代。这也回应了刚才大家讲到的，包括志艳刚才提到的，一个严谨的第三方评估给我们的是点状的一个证据或者说是信心或者是支撑，在这里触发的是我们评估整体的思考，让我们知道终归公益组织要搭出自己的基于线上的、基于全数据的这样一个数据仪表盘，才能够对我们项目的实时监测、整体效果和日常改进提供更大的帮助。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李志艳（CDR）：谢谢陈馨。我们还是把白板投出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杨国琼（致朴基金会）：这样一个评估的成本是怎么样的？包括资金和真爱梦想的人力投入？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我觉得这个数字本身没有那么重要，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数字并不大，每个公益组织都可以承担，10万级左右的水平。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从人员上来讲投入是非常大的。它本身整个的体系的搭建、量表的生成、嵌入项目的过程，是不断地找到自己的方法，如何跟自己实际的业务嵌在一起，所以真爱梦想的内部员工有蛮多的投入，把它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也包括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健全数据体系，这是今年真爱梦想在基金会层面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由整个秘书处在牵头共同完成。所以能看到从思想上面来讲我们是非常重视的，才能推动这个项目阶段性成果的达成。
李志艳（CDR）：大家陆续有其他什么问题，还是在聊天区把问题提出来。陈馨我问一个问题，我刚才看到咱们监测很多还是监测这个课上了没有，哪个地方上了，以及上课之后他做出方案的情况。我们真爱梦想除了“去远方”之外还有好多其他素养课程。 我们有没有想过对这个课程内部的教学质量进行监测？比如说教学的方式，比如咱们刚才提到的学生提问的情况，学生在上素养课当中的团队合作的情况，他们的主动表达情况，甚至老师和学生之间这种互动、平等的关系等等，有没有考虑过对课程内部上课方式做监测？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应该这么说，为什么要提出课程量表和综合素养量表，综合素养量表就是在梦想课程体系里面对这门课程和教学质量的一个综合考评，约等于学科课程的考分。如果大家细看综合素养量表，就能看到刚才志艳提到的这些方面都有涉及，而我们没有把它锚定成一个分数，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单一的呈现，这是第一。
第二点，为什么我刚才说“去远方”的活动今天对于真爱梦想来讲已经不只是一个学生活动了，它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一个表现型评价的案例，因为孩子们提交的不是一个方案，也就是说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他们形成了旅行计划，以及形成旅行计划里面他们自己和他们老师的反思，这里面你提到的像合作、像平等、像教法的体现等等都已经包括进去，我们是通过这样的结果去穿透了解这些从全国的面上面整体现在做到哪些。的确我们也能看到有些方案有些地区明显得有老师代笔的痕迹，或者是有班级里、小组里所谓的学霸的一个整体的控制，那它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行动改进点，我们就要在这个地区、这个学校、这个老师身上做适度的干预和支持。
第三个方面，真爱梦想是一个整体化的系统，在课程这端关于单点，比如你说的回到老师身上，像教法等等，我们没有再单独随着课程做，而是在教师的成长里面。因为真爱梦想对于所有的梦想老师的发展也有5级不同的体系，所以每一次老师的升级，他都要交这个阶段的学习报告或者叫教学工作的报告。刚才大家也问到了老师授课的课例的视频，关于教学工作的反思，教学教案的设计等等，涵盖了它的设计能力、开展能力和研究能力，由此来看整体的课程或者说这个老师现在到什么程度，这个数据一大起来我们也可以分析这个阶段全盘的梦想老师处在什么水准。
李志艳（CDR）：我了解到有些机构是可以把老师上课的整个过程全部都录下来的，这样既实现了线上化，咱们也能事后对上课的方式进行分析。这个想法有考虑过吗？我开的一个脑洞哈。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你这个脑洞是一个很正常的表现。坦诚来讲，真爱梦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做了这件事情。真爱梦想大概在10年左右就做了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加入真爱梦想。但是我听前辈同事讲那个时候我们就通过摄像头做了这件事情，当然肯定没有现在AI技术那么发达，但很快我们就停下来了。就像刚才聊天区里一位老师说的，是安全感。既然我们讲信任比帮助更重要，我们就不应该让老师成为我们监测的对象。所以为什么我们到今天为止，看的更多的是定性的结果性的成绩，来反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做到，而不是说老师你是不是没有听我话，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完成。这个关系是个很微妙的过程。非常坦诚地跟大家分享，真爱梦想服务到现在为止11万名老师，他们不是人人拿出来就是名师的状态，他们有很多都很普通，上课的技术也非常的质朴甚至生涩，但我们一直强调说他愿意开始日进有功就可以，而不是盯着他说你一定要做到1234。
李志艳（CDR）：好的，谢谢陈馨！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朋友提问。
现在没有问题，我们就进行到下一个环节，课程的一些总结什么。
今天我们讨论了两个话题，一个是项目的第三方评估，一个是日常的监测，不管是评估还是监测，都采用类似的逻辑。
上一次我们讨论了安利基金会“为5加油”这个项目的案例，我以这个案例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安利基金会“为5加油”，是为贫困地区3-5岁的儿童发放营养片。这个项目我们如果做监测评估的话，我们首先做了一步，梳理这个项目的因果链，或者叫梳理这个项目的逻辑。我们做监测评估考虑的时候，我们首先一步的动作就是要梳理这个项目的因果链，或者这个项目的逻辑关系。我以安利基金会儿童营养片这个为例，他为3-5岁的儿童发放营养片，紧接着产生的下一步动作是孩子们吃营养片，孩子吃营养片之后会引起孩子身体的改善，身体的改善会引起孩子智力的改善，智力的改善会引起孩子学业成绩的提高，学业成绩提高会让他们将来有更好的升学就业等机会。
这是安利基金会“为5加油”项目的因果链，同样的我们做任何一个项目都可以梳理因果链。今天的“去远方”项目，长期的目标是希望孩子们成为求真有爱追梦的人。如果孩子们要成为这样的人，他们需要提高哪些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我们今天也提到了，比如搜集信息的能力，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等等。 为了提高这个能力，我们需要孩子在课程当中发生哪些变化，在课程当中做到什么，紧接着是我们设计什么样的项目，这个叫项目的因果链。沿着因果链会产生什么情况，就是越往后项目越长期，越往后我们要衡量的东西越抽象越难衡量，数据越来越难收集，我们画的这条线数据越来越难收集。所以我们一般常说，在监测和评估的时候，越是往前进行监测的时候，收集的成本越低，越是想收集后面的这些内容，成本就越高，需要的研究能力就越强。
我们很多做教育项目的，都说我们要促进孩子的发展，促进孩子长远的人生机会，这些事情特别难评估，称之为推理区。我们通过道理去推，觉得符合道理就可以了，因为对它进行验证，成本很高。中间这一区，我们叫评估区，这个是可以在一定成本下进行评估的。以儿童营养发展为例，可以评估他的身高，可以评估他的体重，可以评估它的血红蛋白，这个也是安利基金会的评估内容。
换到真爱梦想的评估内容，我们可以评估孩子的信息收集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就是那些综合素养的指标，我相信搜集这些数据很不容易。再往内，今天我们都强调了一个内容叫打开黑箱，我们做到哪些因素能够提高孩子这方面能力。以儿童营养干预项目为例，它的黑箱是孩子们要连续地吃营养片，每天吃每月吃每年吃，才会对身体改善有较大的作用。因此安利基金会项目很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就是孩子吃营养片的频率，他们叫依从率，就是天天吃的频率。
对于真爱梦想这个课程，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为了提高孩子的综合素养，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孩子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是不是自主学习了，是不是解决问题了，是不是团队合作了，这些是我们的关键成功要素。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关键成功要素就是教师，教师对这个事情的兴趣、他的坚持度等等，这叫师生关系。这个就引出了我们本身监测的内容，我们称之为监测区。
还有一块我们叫管理区，就是我们做的活动，我们开发课程，我们发放营养片，这些数据就更好收集，是我们日常管理的工作。今天就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当做第三方评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在评估区来做。日常监测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放在更加具体一点的监测区来做。后续在新的项目当中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体系。
我看大家有新的问题。国琼，要不你说一下，我看你刚才提到的内容，课程观测是否可以给老师真实性的反馈，而不是评价。
杨国琼（浙江致朴基金会）：
我就是想到课程观测这个点，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在做。我觉得刚刚他们几位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要给老师一种感觉是去监视他，我们的监测不是去监视老师有没有做到我给你的要求，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给他事实性的反馈，让他知道在刚刚这节课里面自己的状态、学生的状态、发生的状况等等，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要跟着他的流程走，他也有关注不到所有学生状况的时候。我受到启发是有一次我和徐立老师一起出差，他跟我们讲老师之间如果我请他帮了一个忙，给他还一个人情的话，我就会主动说帮他做课堂观察，去他的教室，之后告诉他刚刚走了哪些位置，点了哪个同学多少次发言，另外一个同学一直没有点过怎么样，去给他这些信息，这个东西是帮助老师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好的老师，相互之间甚至会用这种方式去还对方人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课堂观察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的。当然这个可能和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听课不太一样，因为在中国人传统，如果你去看教育局的人听课，他就会很喜欢给评价，会告诉你这个不好，当然也会夸你这个做得好。但事实上在我看到的一些更高级的课堂观察里面，反馈人是不做那些评价的，他给你的都是事实性的，他会告诉你刚刚这节课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在你的视野之外的，你可能自己不一定完全照顾得到的，这些东西可以帮助到老师改进自己的教学，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儿童在这一节课上面适时的掌握程度达到什么样子。这个部分在我看来是监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有时候可以不用自己做，我们也可以鼓励我们的老师相互之间做，如果这一个学校有好几个项目老师的话。但这只是想，因为我知道现实里面很多时候也有困难，因为老师也很忙，很有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但我觉得至少这个是一种可能性。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我不知道我这里可不可以插话来说这个点。刚才有在聊天区里跟国琼稍微私聊一下，今天正好延展说到了教师这个部分，本来是讲学生课程就没有涉及。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我可以稍微说一说真爱梦想现在怎么去做的。有几个点，评价也好，反馈也好，没有绝对地说只能评价或者只能反馈，并没有这样。但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至少我们自己心里会记得我们给予的信息本身是不是支持到老师的发展，还是为了表达我自己的一个个人观点而已，这个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哪怕我说的话很严厉，但是这话出去以后，让老师意识到他的问题，他有成长，他是听得进去的。同样我的态度可能很好，但就是一些软绵绵不关痛痒的事情，听了也是浪费他的时间。所以无论是对于学生，还是对于老师，我们在整个进到教育里面抱持一个态度，这都是我的合作者，我们在一起叫作帮助自助之人共同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一直看的是我们的一些指向不是监测，而是有没有助其发展，再去选择方法，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刚才国琼有讲到这个例子，我们在教育学校里面如何看待所谓的课堂观察，用传统体制的话讲叫听评课。现在在大多数的环境当中，听评课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来去抽检所有的老师们要完成的任务。但实际上听评课来源的本身是教师行使他的研究者权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行动场。所以今天至少真爱梦想自己，我们去做一些地区合作真爱梦想课程，无论是通过我们在地的沙龙，还是我们第二个阶段老师的培养当中，都会设置这样的关键任务，请老师互评互议互听互观，有点类似于刚才提的这个点我是一个帮助者，我是一个学习者，我来跟你一起交流，所以也会给他一整套的模板，去指导如何进行有效的观课议课，而不是指向评价和结论性的，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确是让老师看到我不紧张了，我愿意打开我的课堂，我愿意倾听别人，其实跟孩子讲是一样的，我评价你的课里面有一些值得改善的点，并不意味着就是人不好，是要把这两个地方分开的。
李志艳（CDR）：
好的。刚才陈馨的回答让我联想起三个词的区别，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个是监测，二是评价，三是监督。这些不同的词让人产生的情感反应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不希望产生一种我们来监督我们的合作方，监督我们的实施方，监督我们的老师的感觉，我们是希望产生我们来帮忙，我们来赋能的感觉等等，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匿名：志艳的建议是，推理区好像更多服务于理论研究和验证，并不用也需要花太多精力去评估对不？
李志艳（CDR）：
我刚才区分了三个区，叫监测区、评估区和推理区，这三个区做评估的话，成本是很不一样的，越往长期的推理区的成本越高，这样的评估一般来说都是学者在做，比如说哈佛大学的教育学院曾经做过研究，追踪人10年、20年、30年的人生发展轨迹，这样的研究一般都是这种学者来做的，咱们一般的基金会不会做这样的项目，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去阅读和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 然后我们知道他们研究过，做哪些事情是可以对孩子有益的，我们就不需要再去重复验证。大概是想讲这么一个含义。当然每个机构、每个基金会的定位不一样，有的基金会很希望做长期的研究，他就可以去资助这样的研究，这也是可以的。
匿名（顺德社创中心）：我想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梦想课程的受益人设定了学生和老师，但在他们搭建评估体系的时候，是否曾经考虑到学生家长的这个主体？因为验证素质教育成效，家长对于学生的教育理念和影响也是很重要且比较深远的。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谢谢这位老师。的确我们近来讲家校共育，家长是学校的教育理念能否落实的一个关键主体。在做评估的时候，家长暂时还没有纳在我们的范围当中，因为整个的干预变量、干预手段没到家长，所以是干预到的老师和孩子在当时被纳入进去。今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家长内容，包括上线了很多期的家长课程，所以不排除未来我们会对家长这个主体做单独的研究和行动的开展，也是借由这两年的国家政策单独提出了在各个学校里面建一个家长学校。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小梦想，像未来的梦想中心，不但只是一个给孩子上课的地方，而是成为一个学习中心，让孩子老师家长都能够在里面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这一步开始起来，这个使命或者说这个点能够去实施，势必是要配相关的评估在里面。
高京悦（博世中国慈善中心）：请问为什么去年江西省需求那么高，背后原因是什么？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我自己觉得江西很大的需求点是来自于江西跟真爱梦想合作是从省级开始的，是由全省来推行，而且当时选择了部分地区、部分县市建立梦想中心，但是在全省范围内把研学旅行作为他们省级近5年的工作重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每一个数据的背后一定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某些方面跟地区的一些思考、行动形成了一个吻合。这也是为什么真爱梦想一直挺想跟大家分享，公益项目是要适度地跟体制做融合的，才能得到更大的助力，发挥我们的灵动性和体质本身带给的一个空间。
姜沫君（担当者）：怎么搭建评估架构？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刚才有提到说整个评估架构的搭建是现在你们看到这个评估体系最为费心思的部分。第一步是找评估什么，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取舍，尤其对公益组织来讲，一次性评估总想多捞点东西回来。所以评估什么这是第一步。在“去远方”这次课程里面经过讨论，就明晰在评价一门课程带来的影响，涉及到了课程的问题、综合素养的问题，初步判断出我们要在课程上和综合素养上发力。
有了前置，第二步是我怎么评，如何能够把我在课程上面的那些大概也就两三百字的课程目标的描述，梦想力里面可能两三百字梦想力的理念的描述，把它变成评价量表，或者叫评价框架，这是第二步。
有了评价框架以后是第三步，如何把评价框架变成适合的评价问题。这就要考虑到我们的访谈对象的特质，像刚才大家提到的低龄段，用什么样的问题问他听得懂还能答的出，而不只是一个瞎猜的状态。这一步尤其我们在评爱与梦想的时候，也是投入了比较大的工作量，这是评价问题。
因为“去远方”这门课程，尤其在综合素养量表里面，大多数都是原创性的测评点，所以很多问题还经历了试测然后调整再试测再调整的过程。课程量表稍微好一点，所以我们就从一些成熟量表选取了一些问题，进行一个测评，而针对低龄段是进行了一种表达方式或者情境的替换来完成的。这是整个搭建，然后就投放了再回收。
李志艳（CDR）：
陈馨我补充一下我对你们搭建体系的一个观察，我感觉你们是从真爱梦想的愿景和使命出发，来架构我们的评估体系的。求真、有爱、能追梦的人，是从这个体系来去建设刚才陈馨介绍的叫梦想力的评估体系，这个梦想力的评估体系紧接着有一部分在“去远方”的课程当中有体现。所以我们搭建这个体系还是要从整个机构的角度，从愿景使命这些角度往下落，这是我想补充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想补充的内容是关于孩子的评测，我知道每家机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关于教育的评测有不少研究。教育也是一个很成型的学科，包括综合素养，包括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社会情感，都有监测评估的指标和体系，这些体系不一定能够直接为咱们机构所用，但是咱们可以从里面借鉴。就补充这两个内容。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没错，志艳说得特别对。一个是我们做评估也好，做当时的课程研发也好，一定都是往上跟使命和使命之下的这几个关键词进行校准的，才能保证一致性。第二是关于成熟方法的借鉴问题，当时我们选择了所有的成熟方法，尤其是非认知领域里面相关的指标都拿出来，去整个网罗了在市面上能够找到的各类原有的评估模型和评估问题进行罗列，再重新筛选，形成了我们一个筛选库。找到了一些可以借鉴的部分，再补充那些暂时确实找不到的部分。
李志艳（CDR）：
好的，咱们问题就到这。
回到咱们的主题。我们今天讲的是监测评估，CDR会持续地关注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们的伙伴机构也会持续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希望提升第三方评估对行业的价值，每一个第三方评估出来之后，我们都希望像今天一样可以给大家分享，把里面的关键要点呈现给大家。第二，对于一些重大项目，我们是可以建内部的监测评估体系的。大家如果有评估成果了，有自己的监测评估指标了，也都欢迎和CDR进行联系，我们来一块探讨，也给行业做分享。
今天的研讨活动，一是有全程的录屏，我们也会对今天的分享活动做文字版的记录，记录都会放在CDR成员学习中心里头。大家看到这个图哈，CDR的公众号，里面有我的CDR，里面有CDR成员学习中心，过去两期的工作坊在这里也都能看到，欢迎大家去看，或者转发给你的同事。
最后也请大家给我们今天的活动做点反馈，一个是量化打分，另外也提一些定性的建议。
李思龙（爱阅公益）：刚在ppt里有看到小朋友方案内容说家长担心影响学习成绩，不知道去远方课程对于学校既有课程教学和学生成绩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去远方”也好，梦想课程也好，不但不会影响成绩，是有监测证明，梦想课程是可以带给孩子成绩的提升的，这一点今天没有展开讲。一个是在做单门课程之前的REAP评估里面，更早期我们做的整体的项目监测里面就能看到整个的梦想课程，以数学为例，可以帮助孩子在三到六年级提高平均4分左右的数学分，不多，但的确是一个发生。我们后来也做了定性的挖掘，发现不是因为我们教的数学，而且确实在很多学校里面，因为开设梦想课程影响了数学或者语文主科原有的一些庞大的课时，而是因为通过“去远方”的学习，要么帮助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学习动力，原来学习也挺好玩的，要么就是帮助老师跟孩子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原来老师和学生不是猫捉老鼠的关系。孩子都挺挺朴实的，咱们讲亲其师而信其道，所以老师再去上语文数学还是其他的，孩子就都乐意跟着他学了，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去远方”的课程里面，我们没有单独地监测孩子的成绩变化，但是“去远方”每年都会通过出行的队伍回访孩子，特别有意思，几乎每年我们都会在这些出行队伍里面找到一些样本，是因为上了课程还出去过了，孩子们突然间对于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了认知，可能这就是咱们所谓的视野打开，然后这孩子努力学习了，每年我们都有那种原来的普通生跃升到了年级的前几名，甚至是我们有沿海城市的孩子考到了当地，因为他是初二出去的，初三的时候考到了当地的状元。当然我没有把他讲到是因为我觉得他太个案了，或者是他不能有监测的理论支持，但我也可以很负责任地讲，好的教育项目是给孩子树立好的心性，而成绩只不过是个阶段性的表现，我觉得该重视，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东西。
李志艳（CDR）：特别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家长、很多学校很关心的问题。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因为今年是网课，所以今年我特别把刚才那一part的东西拍成了一小段视频，能够让老师们转给家长群，让家长可以宽心。
李志艳（CDR）：请大家稍微对我们的课程做一些反馈。反馈当中有两个问题挺关键，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参加今天的活动有什么收获？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我们这次工作坊有什么建议？今天特别感谢陈馨、Sherry、国琼来参与。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一个主案例嘉宾的分享和两个讨论嘉宾的互动，我们看到的角度更多样一点。我觉得试验的效果还不错，以后可以多采用这种多角度互动的方式。
陈馨还是有一个问题。
姜沫君（担当者）：“去远方”的报告开头有说到，这个课程已经实施挺长时间了，做这样的评估主要是真爱梦想内部为了了解课程的实施效果以及后续的优化方向。我想问的是，如果捐赠方需要你们给他们提供一个项目的评估报告，可能涉及志艳老师所说的推理区那一块的长久深远的内容，这样评估成本相应的也会增加，面对这样的情况，真爱梦想会怎么样处理？选择做一次大型的评估还是怎么样？我觉得10万级的评估已经是挺大型的评估了。
陈馨（真爱梦想基金会）：
谢谢沫君，我听懂了。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地回答你要或者不要。但我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是我觉得真爱梦想还是一家自驱力比较强的组织，并不是没有捐赠方问过我们课程的效果、梦想课程项目的效果，一直都有，随时都有，只不过往往是在捐赠方问之前，我们就会启动这样整体性的评估，而能够更早地看到自己项目的价值也好，问题也好，可以进行改进，而不是等着捐赠方来要才去做，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正是因为可能我们开始面对越来越多个性化的需要，因为我们的捐赠人也比较多样，有企业类的，有政府的，有基金会类的，有个人的等等，所以它也成为我们的内驱力量，搭建最后跟大家讲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访谈的数据系统。因为一个评估报告的产生，一部分是因为整个量表的搭建，还有一部分是数据的收集，大家做过的可能都有体感，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全面数据上线以后，在数据的整理收集上能够更自动化，更灵便一些，甚至可以把成本大幅度地压缩，这样及时针对个性化的需求，及时反馈和本身的信效度都得以保证。
所以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答案说会不会花一笔比较大的钱，我觉得就要看本身的评估需求，如果它的评估需求本身不只是回应捐赠方，也能够对于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我们最终的服务用户，孩子改变有效果就是值得的。但如果简单地为了回应捐赠方的需求，我想我们更会把这个信息平台搭建好以后，更灵便的获取。
李志艳（CDR）：我觉得咱们公益机构也要建立自己对监测评估的理解，对自己项目的因果链进行梳理，对自己能够监测评估到什么样的程度要有思考。这样有思考的话，我们才不会被外面捐赠方的各种评估需求、各种数据需求牵着走。我们只要给他做出有理有据的回答，我相信他们是能接受的，不是大家都在提一些非理性的要求。好的，咱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谢谢各位来参会，也谢谢今天的三位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