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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监测评估，大部分公益伙伴都或多或少认可其重要性并有所投入，然而能够讲出投入、产出的很多，真正能说清成效的却是凤毛麟角。在能够自我阐明成效的公益组织中，有的伙伴尝试讲清核心项目的成效，有的伙伴已经开始尝试衡量战略或愿景的成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当属后者。
IPE的监测评估体系从上至下逐级回应愿景-战略-产品体系，落实到每个部门又因情况而异，清晰的监测评估脉络和丰富的数据为IPE撬动公众、政府、企业各方资源、推动系统性变革提供了坚实助力。2020年10月30日，CDR邀请王晶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为成员机构做线上分享。文本为活动资料、视频实录。欢迎回顾。
阅读材料（点击标题浏览/下载）>> 嘉宾王晶晶的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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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卜一（CDR）：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工作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案例方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他们的简称是IPE。IPE在环保领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机构了，他们有很多年的优秀实践，也是真正的做到了用数据来看见改变。他们通过清晰的战略框架和监测评估体系，不只看到了一个项目的成效，也更加看到了他们每个部门的成效，甚至是机构愿景的成效。
我们今天大部分报名的伙伴都表示说对这场工作访其实最感兴趣的可能是：愿景的成效我们要如何来监测评估呢？它和项目的监测评估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工作坊，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初步的感知。
今天这一场工作坊是我们CDR监测评估主题线上工作坊的最后一场活动，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监测评估与学习一直是CDR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未来也会继续的在议题上去发力。
我们回顾了今年一年的活动，从伙伴们做监测评估的日常场景出发分为两大类，组织了两大类案例的多次分享。一类是第三方评估，第三方评估其实几乎每年都会有伙伴在做，但是并不是每家机构每年都会做，而真正贯穿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的，往往是内部自己做的监测评估。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次第三方的评估工作，其实可以给项目或者是机构带来一定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整个议题甚至是行业的发展来积累一些知识。那么我们机构内部如果做好监测评估，则有助于我们持续深度的去推动项目或者是机构的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来寻找刚刚做完外部评估的基金会伙伴，来分享他们的一些对行业有用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寻找了一些在内部已经能够自己讲清楚成效的公益组织，来帮助我们去分享他们的经验。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一共和4家资助机构的伙伴做了第三方评估的分享。在内部监测评估方面，我们今年一共邀请了三家公益组织的伙伴组织了三场分享，分别是站在项目层面的监测评估，战略层面的监测评估，以及今天我们邀请到IPE来做愿景层面的监测评估。以往的这些已经结束的活动，大家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成员学习中心看到。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邀请公益组织的伙伴来分享和探讨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觉得资助者在日常工作中其实是离不开要和我们的伙伴们去探讨目标、成效的，所以当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伙伴们的现状之后，就可以对他们的监测评估工作更有体感，更好的跟大家一起进步。
在内部监测评估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想要探讨这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已经讲清楚自己成效的组织现在做到了什么程度？第二个是他们的监测评估发挥作用了吗？有什么用？然后是他们做到这一步需要什么条件？以及还有一个新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大家关注的战略的监测评估，愿景的监测评估和我们最常接触的项目的监测评估有什么异同呢？我们看到很多伙伴都有同样的疑惑，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也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今天的工作坊希望能够通过有优秀实践的伙伴来参与到这种研讨中，大家一起去探讨一种可能的答案。这也是从今年开始CDR工作思路的一个重要的转变，也就是我们从以往的这种单打独斗自己思考解决方案的方式，逐渐的去打开我们的边界，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共同的去研讨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监测评估这个方面，我们今年一共邀请了4个机构的伙伴来做我们的共学社团，今天这一场工作坊是由博世中国的高京悦和敦和基金会的李颖两位伙伴我们一起来筹备的。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议程主要会有4个核心的环节，前2个环节是由 IPE的副主任王晶晶老师，分别会从他们的业务战略体系一条线以及监测评估一条线这样两条线来为我们介绍他们是怎么样去推动愿景实现以及监测评估成效的。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嘉宾对话的环节，是由我们社团的代表高京悦和晶晶老师一起来就IPE监测评估的一些亮点进行对话。最后我们会请两位观察员，我们邀请到了万科基金会的林虹，还有CDR的秘书长李志艳来为我们做一个观察的总结。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分享环节，请晶晶老师来分享PPT，为我们讲述一下他们机构是怎么样做愿景监测评估的。在晶晶老师分享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时留言或举手，等到互动环节会为大家一起来解答。
王晶晶（IPE）：
今天特别荣幸能够受CDR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特别感谢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京悦、李颖还有卜一跟我不断的在沟通，其实很多都是深入的沟通，因为这样的一些沟通也使我们不断的去思考IPE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的系统是不是有效的，也给了我特别多的启发。所以今天也先致谢，然后我看到也有很多我们的基金会伙伴今天都在线，有一些是我们现在的资助方，很多时候也是由我代表IPE去向我们的资助方去做报告。今天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阐述IPE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些其实我认为是潜在的资助方，希望将来有机会也代表IPE向你们去做更多的介绍。
我今天的大题目我还是希望叫共享蔚蓝，因为它其实是IPE的愿景之一。其实说到 IPE的战略愿景，我特别希望带大家走到2006年之前或者说2006年的时候。IPE是在2006年成立的，那个时候中国其实是经历了30多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环境的方面其实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水、空气、土壤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成为一个直接的问题，还造成了很多对社会的稳定，甚至是对全球的影响。
我们看到很多的污染是来自于工业污染的，各地不断的发生了一些污染事件，使我们认识到环境的污染问题需要得到治理。我们分析中国环境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解决的关键是在哪？是缺乏技术吗？是缺乏资金吗？我们认为都不是，它是缺乏一个动力，而这种动力的一个真正的障碍就是执法的虚弱使得中国违法的成本远远低于守法的成本，并且我们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的前提信息公开。
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叫中国水污染地图，然后随后有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升级到了2.0版本叫蔚蓝地图，然后向公众全面的去提供空气水污染源的信息，我们是希望公众能够在知情的情况下，理性的参与到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过程当中。所以 IPE的愿景在成立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是希望能够通过信息的公开，从而推动多方的理性、深度的参与，然后实现绿色的发展，最终找回碧水蓝天。
我今天在准备的过程中也在看一些历史的资料，刚刚显示的图是2012年的时候志艳在做一个研究，然后来我们深聊过以后，他根据 IPE当时的项目和几个领域帮我们做的一个图，我特别喜欢这张图，并且我经常用在我各个地方的 PPT里面跟大家去分享。他特别清楚的去介绍了IPE的战略，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做，但是到现在还一直在使用。左边的部分是推动环境的信息公开，我们有数据库，还有PITI的项目，然后有AQTI的项目，这个是当时的空气质量的和污染源的信息。
通过推动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我们再去收集这些信息，把它放到了数据库里面去。最后有了这个数据之后，希望能够贡献于工作领域2里的公众参与，这里的公众参与其实是涵盖了供应链的、证券的、信贷的，包括公众端的 citizen的方面的参与，最后我们能够最终实现企业减排，能够改善我们环境的质量，所以这个图是比较清晰的去阐述了 IPE的战略思路。
2019年的时候，基于现在的整个的环境信息公开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大数据的发展，我们对战略做了一个适用于现在的情况的调整。所以我们在2019年提出了三大发展方向：大数据、产品化和生态链。这张图是最近卜一帮我们去一块思考然后做出来的一个新的图，在最顶端可以看到是愿景和使命，然后有三个大的战略方向，左边中间的这一块是大数据。大数据是我们去收集各类的数据，产品化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能够去提供服务于B端的供应链、金融的一个产品，还有to c端的，像以 c端为主的蔚蓝地图、城市垃圾地图等等。最终使得 B端和C端的产品用户在使用大数据的基础上，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 最右边的生态链实际上是在我们最早的时候切入到环境治理的是一个点，就是一个个的企业在参与，最后到线到面，现在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个移动互联发展下的智能化的数据化的立体参与的新的产品生态链，后面我会做细介绍。
刚才讲到了大数据，然后我介绍一下我们在大数据的方向上做了哪些工作。刚才讲到其实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收集主要来自于生态环境部门，也包括水利、海洋、国土、住建等部门所发布的这些信息，其中主要能够产生实际的整改动力方向的信息的话，是企业的信息，我们现在有800多万家的企业的信息，涉及到了4600个数据源，包括各级各地的环境部门所公布的信息，其中环境监管记录现在有183万条的记录，大家可以看到从06年的量到现在的量，实际上是有了一个大的进展。刚才讲到了我们收集到的数据品类大概是40多品类，60多种类。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去收集数据，我们还去推动环境信息的公开。通过申请公开，两会的提案议案，政策的建议。像 PITI就是这样的，是对120个环境重点城市的污染源信息公开的评价。推动环境的信息公开，已经连续做了10年。
有了这些数据就得去应用起来，它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效果，才能最终作用于我们要实现的愿景。所以在数据应用的方向上，我们首先先介绍第一个应用，就是在绿色供应链的方向上。绿色供应链的方向追溯到2007年，我们和21家环保组织共同发起了绿色选择倡议，我们希望消费者能够利用自己的购买权力去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同时也希望大型的品牌和零售商能够绿化供应链条，然后促使供应商能够去做好环境的表现。
刚才讲到，当时是一个个的点，有很多的企业去做整改，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点不行，得去做一个链条，再到一个面，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扩展到了IT的行业，然后再到纺织的行业，到目前为止一共涉及到了20多个行业。
2014年我们和NRDC去发起了共同开发了一个 CITI的评价标准，当时它也是一个人绿色供应链的评价标准，当时是八大行业，现在是涉及到20多个行业的一共500多家品牌，进行供应链的环境指数评价。通过这样的一个评价，我们也不断的和品牌去进行沟通，促使品牌能够去绿化它的供应链。所以到现在大概是有60多家的品牌已经在比较深度的去关注它供应链的管理工作，像苹果、华为、Microsoft、李宁、Adidas等已经把整个的CITI的这套标准纳入到了它的绿色采购的环节里面去，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企业只有在IPE的蔚蓝地图的数据库里面没有记录，或者说有记录已经整改之后，才能够被纳入到企业的采购订单里去。
因为CITI的供应链的推动，目前已经有12000多家的企业，就它们的环境违规情况进行了信息公开，并且与IPE进行了沟通。目前平均每周有100-150家的企业去整改和披露。
第二个在B端的应用是绿色金融的方向。绿色金融这个项目开展的比较早，是在16年之前就有，但是当时整个的绿色金融还没有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我们更多是在做一些研究和数据收集的工作。特别庆幸的是最近这两年的金融被纳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里来，所以在这个方向上 IPE的数据库也被纳入到了绿金委的网站里面去，绿金委在对外的国际会议上也不断的介绍IPE的绿色金融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些原始的数据，但是后来基于银行的需求，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加结构化的数据，所以我们又开发了动态的评价体系，对800万的企业进行分级分类的绿色信用和风险评价。
目前为止，一些大型的国有银行和一些城商银行都在使用绿色金融的评价体系，去对它的信贷的这些企业去进行管理。
我们看到最近是有一家国有的大型银行，对它的7万家供应商，它的信贷借贷企业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梳理，最后发现有几千家的企业有违规，然后就促使他们去做了整改，基本上实现了贷前、贷中、贷后7×24小时的监控。
大数据除了B端的应用，我们也逐渐的通过蔚蓝地图APP去实现C端的应用，促使公众的参与。这块其实是基于2013年我们和SEE公益基金会，现在是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共同去发起的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倡议，也通过SEE的会员连续7年提交了一些提案，去促使国家发布了在线监测的数据，差不多每年有12000家的企业会去发布这些数据，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就把它更新到了蔚蓝地图的APP上，通过不同的颜色，超标的是红色，没超标的是蓝色、绿色，让公众能够去看到、去转发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基于数据的微举报，任何一个人只要上了蔚蓝地图，他看到有红色标注的企业，就可以转发@给当地的环保部门，我们也和地方的环保组织形成了一些配合，共同去促使了3000余家的企业进行了整改。其中一家济南钢铁进行了搬迁，同时也进行了一些锅炉的调整。一年减排PM2.5的量是405吨，我算了一下，大概是4×1014微克，这个不是很严谨的计算，但是可以看到大概体量。
我们也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公益三小时去结合，让公众每天去晒蓝天，晒自然，让公众能够一方面看到美好的环境，同时也能看到有一些污染，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向两部委去举报，也能看到其实通过行动是可以带来改变的。
我们也有幸得到了万科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开发了垃圾分类地图，然后垃圾分类地图完全是响应国家今年在46个城市要完成垃圾分类，所以垃圾分类的地图是公众去参与垃圾分类的监督的一个重要的平台，现在有多个城市的公众都在使用，然后去看自己的小区里是否能够做好了垃圾的分类，我们现在也依据这样的一些来自于公众的数据，然后去形成一些政策的建议报告，然后找出一些良好的案例去进行推广。
刚才讲到的是大数据、产品化，有to B端的产品，也有to C端的产品。在2019年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蔚蓝生态链，其实蔚蓝生态链是一个特别综合的一个产品，它是能够基于大数据，把各个利益方，包括品牌、银行投资者、保险公司、评级机构，甚至包括媒体、政府、社区环保组织都联系起来，让我们的利益方能够实时地去获取到任何一家企业的环境表现情况，如果这个企业有任何的变化，比如说它进行了整改，那么关注他的利益方都能够收到实时的推送，如果它有不好的表现，有新的违规记录了，也能够收到实时的推送。包括它自己去做的披露也是同样的。所以这个是刚才讲到 IPE的战略产品和愿景。
接下来我来介绍在产品这条线上，我们的监测如何服务于我们的愿景和整个的项目战略的进展。我们其实有一个大的监测评估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 IPE其实从2006年一直到2013年，我们也就从最开始的两三个人逐渐的发展到5个人、6个人，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有七八个人。当时SEE基金会给了我们5年的战略支持，爱佑基金会在人力还有管理治理方面给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也促使我们去建立了5年的一个后台的发展的战略，其中包括的重要一点就是监测评估绩效管理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这套体系是在2013年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期也经过了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优化和修订。
到目前我们其实经过这一轮的思考之后，还会再去做一些新的修订。我想监测实际上是希望能够达成三方面的目标。第一个是我们希望每一位同事和IPE这个机构能够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价值和目标，无论是一个长期的近期的，我们大家都能够共享目标。第二，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去帮助 IPE落实这个目标，然后去实现IPE的战略计划。第三个方面我也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协助我们的同事去做好职业规划，帮助同事事业成长。
基本上我们希望能够达成这些目标的话，我们首先要去制定一个计划，然后去实施计划，评估计划，之后再应用评估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后面也会多次提到的，我们其实特别注重和同事的交流沟通，吸取同事的建议。
这个是一个大的体系的图，左边更多的是制定计划，然后实施计划和评估计划，右边更多的是评估计划的月度、季度、年中和年度的工作评估体系图。我后面会详细地介绍。
在制定绩效计划的方面，是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我们每一年在1月份的时候，在先做了头一年的总结的基础上，我们会请马老师去给我们分析外面的变化，内部的计划和我们机构的战略发展方向，就是他的一些思考。但是这个思考不会具体到每一个项目，更多是一些大的思考和宏观上的思考。基于这样的思考，会由我们的部门经理，先形成一个个人的计划，然后进到部门的计划，部门的计划之后会进入到机构的层面上，大家去进行商讨。如果部门的大方向的计划定了之后，部门会再去制定一些细的计划，然后再分解到个人。这个过程其实涉及到多轮的沟通，大概会持续2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特别讲想讲的是关键指标的提取和设定。其实我们在不断的和同事的沟通当中，发现其实能够去把这些可量化的、可反映核心业务绩效的指标提取出来，其实不是特别的容易。但是一旦你做了特别多的工作，提取出来之后，后期的这种监测和评估就会特别容易。当然这个指标通常情况下，我们在一个部门列的指标比较少，关键的指标宜少不宜多，大概是列3-5个，可能最多的时候会到8个，但是基本上都是在5个左右。 然后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权重，以反映优先的级别和它的重要的程度。同时要区分过程性的指标和结果性的指标。像我刚才举到的PITI指数，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十年每年都会发布一个 PITI报告，但是PITI的报告本身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结果性的指标，它被认为是一个过程性的指标，就是说发布这个报告只是一个过程，但是后期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会去做定量的评估，也会做定性的评估。 我们不仅是在120个城市评估，也和我们地方的合作伙伴去合作去评价，涉及到了160多个城市。
我们在10年之后做了一个PITI的总体评估，看到是基本上污染源的信息公开趋向了全面披露，由2006年我们只能收集不到2000家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是180万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一个结果性的指标。
全面披露的情况，不仅仅是在一些发达的城市，在西部和中部的欠发达地区也有显著的提升，信息公开得更加及时，每年的量都在增，并且更加完整，也有了一些具体的指标，像流量、浓度等等的，都公布出来。我们也看到信息公开其实更加趋向平台化、便利化，公众通过一个手机APP就能看到环境情况。像右手边的济南市，实际上我们给了很多的建议，共同帮着去做了开发，然后公众中任何一个人都能通过这样的一个APP去看到济南市环境中的信息，这一块我们认为它就是结果性的指标。
CITI的部分，我们一共连续7年发布了CITI评价报告，但是报告本身是一个过程性的指标，最终我们能看到12,000多家企业进行了整改和沟通和信息的披露，投入金额大概是300多家企业、14亿，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结果性的指标。所以在前期的制定计划的时候是上述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去实施计划。监测的实施，我们其实是做到全流程的监测，除了每年定期的月度的工作报告，季度、年中、年底的工作评估，日常我们也会有观察、面谈、会议和报告等形式，也会提供绩效的支持，看每个项目进展的是否顺利，是否达到了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如果不顺利的话，问题到底在哪，我们共同去找到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然后一块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去提供资讯、人力、资金、物力等支持。
这个里面所提到的是说，一年的计划总是长的，而变化总是在不断的发生的，无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部的变化，所以绩效的调整每一年在每一个时候都是非常必要的。
然后绩效的评估就是第三部分。我们刚才讲到全年一共是有4轮评估，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评估的关键就是面谈，和我们的同事能够坐下来交心的去谈，然后去看问题是哪儿，好的都是哪儿，有哪些好的经验。
像2006年16年，我们当时只有二十几个人的时候，我们只有人力的同事从机构的角度去谈，就谈了55次，2017年是40次，18年是31次，19年我们就做到了有事及时去谈，还有一些常规的面谈。所以和同事的交流是特别关键的，这些还不算部门经理和同事的一些谈话。
这是一个表，我们依据这样的一个评估表进行工作达标情况评估。这是5分制的评估，这个5分制也是我们经历了多年的摸索之后，越来越简化出来了，其实原来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体系。
评估结果的应用的话，我想体现几点。评估结果的应用，我们其实是做到说它一定是要能够有助于我们去实现最初所设定的目标。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像很多的基金会和企业学习，像阿里巴巴的361制度，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其实361我觉得是比较狼性的一个管理方法，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完全去拿过来。比如说361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人分成100%的话，你经过评估之后，团队里应该是30%优秀，60%是中，10%的人就是差，如果你有三次差，就会面临着职位调整，或者是不再续签，或者直接停职的可能。
所以其实是比较残酷的，它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也比较残酷。我们在采纳过来的时候，更多的是把它做成了一个更柔一点的，我们对于“3”的部分，每年会有奖励，在年度的时候会提供绩效奖金和有晋升，并且每年会评出十佳优秀同事给予奖励。对于“1”的部分，会有我们的人力直接和负责的部门经理去进行面谈，真正的去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制定计划。
我们认为整个的环境问题的挑战是比较大的，仅仅依靠IPE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需要和更多的合作地方的伙伴去合作，其实这些年我们也和特别多的伙伴在合作，所以近两年我们其实就把IPE自己内部的这套管理体系，这种绩效的量化评估的体系和监测体系，也应用于我们与伙伴的合作当中。像跟绿色江南的合作，我们就非常注重这种量化的产出，当然方老师那边做的也是特别好的，他们一年能出20多份报告，20多份报告它所产生的力量就是，在两周或者三周的时间内就会有几十家的企业过来整改，去做信息的公开。 像绿色青岛的清源也是，它是更小的一个机构，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刚才讲到的是我们的全职的监测评估，我们其实还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概40余人的兼职团队。这个团队主要以学生和县城人员为主，因为主要也是成本考虑涉及到有一些 labor intensive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把它外包给了兼职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就做了一个信息化的监测，通过后台大数据和信息化的监测，我们能够做到计件去考量大部分兼职同事的产出，然后最终去给到一个大家都认为合理的报酬，最后能够达成这种长久的合作。
所以其实这种监测在IPE贯穿着我们整个的项目，和后台的监测体系一直在相应相随的进行着，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无论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监测体系，它都是一个制度，而我们其实所面对的，每天坐在我们对面的都是我们的同事，而每一个人只有发挥到了他的最大主观能动性，我们才能够合力去实现最大化。
所以我想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其实是在疫情地图开发时候的一个例子。疫情地图它真的不是在IPE主要业务线上的，它有一定相关，但它不是环境相关，它是一个真正的全人类所面临的突发事件。 当时在春节之前，我跟随马老师去到了达沃斯，在那边开世界经济论坛。大年三十晚上会议结束了，然后大年初一我们就坐了一路火车，到日内瓦去拜访几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大年初二早上的时候，马老师就接到了王石先生的一个电话，他说现在国内全国山河一片红，疫情非常严重，公众恐慌，但是他看到各地做的地图颗粒度非常大。比如说像西藏可能只有一例，它也被标成了红色，大家都很害怕，说你们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个更加细颗粒化的地图。真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挺累的，并且同事分布在全国各地，都在休假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紧急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的运营总监、IT的、数据的、产品的同事利用两天两夜的时间上线了一个地市级的疫情地图。疫情地图在右手边就可以看到其实是不一样的，而关键的中国的国土面积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高度可视化和精细化的地图一上线，就有效的去提醒了公众，针对性地做好防护，并且也给政府部门做好决策提供了更加精细化的工具。随后我们也开发了更多的像县级的，然后具体到小区级的这样一个地图，也得到了像万科、乡村发展基金会、阿拉善和CTEAM的支持去完成这样的工作。最后我们的疫情地图和我们所写的一些报告，也被收纳到了联合国人居署的疫情指南当中。
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当时的IT总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像医护人员那样去到前线去救援，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去贡献一点力量。所以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这群人，尤其是公益机构的人，是有理想的，他是有自己的环境理想或者公益理想在这儿，我们只有能够去契合我们的目标，把机构的目标和个人对事业的追求、理想的追求契合在一起，才能够去实现机构和个人的共同发展。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
于卜一（CDR）：
谢谢晶晶老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嘉宾对话的环节。因为前期是由我们整个监测评估的社团一起来做的这一次工作坊的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社团其实内部对于IPE的一些优秀做法也做了总结和梳理，发现其中其实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探讨内容，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社团的代表，博世中国的高京悦和晶晶老师展开进一步的对话交流。在两位嘉宾对话的过程中，也希望借此激发大家进一步研讨的热情和思考，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随时举手或者留言。 因为这个环节之后，我们就会进入下一步的互动研讨环节。
高京悦（博世中国）：
晶晶您好，我是京悦，参加了监测评估的社团，我们前期对IPE也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然后我现在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 IPE的愿景使命是推动信息的公开，服务绿色发展，找回碧水蓝天。从 IPE的分享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条线，一条是愿景战略和产品的线，另一条线是监测评估线，这两条线又是从上到下逐级对应的。所以我想如果要建立清晰的监测评估体系，首先是离不开一个非常清晰的愿景战略和产品的体系。另外我也看到监测评估的计划里头，当落实到各个部门的时候，会因为各个部门的情况不同而有所调整，在这些过程中，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条件。所以我想问一下晶晶，你认为想要清晰的自上而下衡量愿景的成效，最重要的条件有哪些？对于我们今天参与会议的公益伙伴们来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王晶晶（IPE）：
你好，京悦，我们终于通过这种方式相聚了！
对是的，谢谢您的问题。我其实是觉得首先要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愿景和一个特别清晰的路径，这点上其实是特别关键的。我们 IPE从成立之初，它的愿景就定了，我们希望最终能够去实现环境的改善，实现碧水蓝天。路径和工作的方法就是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无论我们后期有了怎样各种形式的变化，有了不同的产品线，但是这样的路径和愿景始终没有变过，都是围绕着愿景和战略的路径来开展的。
但是我还想说第二点。阿里他们有一句话叫我们要适应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所以我们自己机构的内部在发生变化，外部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的发展，无论是B端还是C端，对于参与到环境治理来的需求，以及对于工具的更多的需求，其实都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IPE也在不断的创新产品。这些创新的产品，在设计、执行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最开始并不一定是在年初或者是年中的计划当中，所以这就特别需要我们发挥同事的真正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IPE一直特别尊重每一位同事，让同事的付出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和回报，无论是从 salary上面还是精神上的和事业上的支持。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我认为人是特别关键的点，每一位同事能够发挥出自己，是特别关键的。
第三个我想强调的是，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项目沉寂了好多年。像绿色金融，其实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调研，然后去设计了数据库，但是一直到最近这两年才真正实际的运转起来。也就是说绿色金融一直在低调的运转，我们叫静待花开，最近这两年终于由于大的形势的变化，它能够被拿来真正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的。 所以我说我们能够有这种静待花开的准备，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高京悦（博世中国）：
我听您的意思是说因为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所以要根据不断变化的这个情况去及时的调整IPE的战略，是您认为在做监测评估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吧？刚才提到监测评估的价值，您多次提到了IPE特别重视员工的发展，希望员工个人的发展和机构的使命是相吻合的。 所以您能不能再具体的谈一谈，在监测评估中的价值中，你们最看重的是什么？
王晶晶（IPE）：
对，我想和企业还是不太一样的。我想每一个企业其实是有特别多的KPI考核，但是我们都知道企业有非常高薪的回报，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像在BT的工作当中，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事业线的发展。但是在环保组织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的伙伴像企业那样的一个高薪。 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能够看到每一个同事都是有理想和想法的，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面谈，和同事不断的去交流，然后去找到我们共同的理想和我们价值的关注点到底在哪，这样的话我们在制定IPE机构的发展目标的情况下，也和我们的同事去制定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路径。如果把个人和机构看作两方面的话，那就能够实现两方的双赢，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最终所设定的目标。
回看的话，我们能够共享、共同适应机构和个人的理想和目标，同时我们相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够去实现机构的发展计划和产出指标，同时我们也帮助实现了同事的计划和职业发展的想法。
高京悦（博世中国）：
了解。您刚才提到了，除了在IPE的内部的团队里监测评估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之外，其实IPE对公众、企业以及政府的各方面资源的撬动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我相信IPE在撬动这些重要的外部相关方的时候，监测评估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作用。 所以能否请晶晶再谈一谈，在 IPE和各方合作的过程中，监测评估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王晶晶（IPE）：
好，谢谢京悦，其实像刚才在PPT里边也有所介绍。我以一个案例来介绍。我们之前和合一公益基金会合作了一个在地伙伴的绿色伙伴项目。这个项目其实得到了很多基金会的支持，我们希望能够和更多的合作伙伴合作，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关注当地的这些企业到底环境表现是怎么样的，并且我们希望能够和我们的伙伴一块去给在地的企业发信，推动这些有问题的、有监管记录的企业能够去做整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把IPE自己内部的一些指标加以梳理和使用。我们搜集比如发了多少信，这个是过程性的指标，我们一块去梳理。第二个是有多少家企业进行了回应，有些是简单的回应。第三个部分是有哪些企业真正的进行了整改，并且提供了它的相关信息，向公众披露了这些信息。
我们也通过不断的交流和培训在地大概七八家合作伙伴，关于这样的一套体系，我们是怎么做的，把这些指标给到我们的合作伙伴，每周记录下来相关的数据，然后每个月做一个综合评比，再发给我们所有的参与到里面的合作伙伴。
其实这个项目我自己认为它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成功的地方。成功的地方在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识别出来了真正的有战斗力的合作伙伴，像绿色江南、清源，他们真的是特别有战斗力，可能一天就能发几百封信，然后有的发了快递后还去提醒，一周、两周就能有几十家企业进行整改和说明。
但是我也比较遗憾的是也有一些合作伙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可能也和当地现实的情况有关，最终这个项目上没有特别好的产出。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实的情况，我们开展这种外部的合作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情况我们是可以把它预计到了最早的设定当中的，所以在那个方向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遗憾的。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也设定为，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学会这样的一些工作的方法，在其他的项目当中或者是一些工作当中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些方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想可能也达到了目标。所以我觉得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项目，它其实是把IPE的这种监测评估的方式纳入进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有成功和不成功的地方，所以我现在也想再补充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的内部监测评估当中，也有很多困难，或者说也有很多挑战，尤其是像量化指标的制定，你怎么去提取这些关键的量化指标，希望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达成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其实那个是特别关键的。
IPE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年15%的上涨，要跟 KPI能够协调起来，每个指标至少是15%的上涨。然后突然间2019年有一天，我们制定了新的战略方案之后，马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倍增，甚至要更多的倍增，同事压力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找到更加smart的解决方案。既然有数据，我们就更多的去利用大数据，所以就使得我们的同事开始想，是不是应该去使用线上的客服。因为像在供应链这一个部门一共就七八个人，如果是让他倍增或者是三倍增的话，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他没办法handle住的，所以他就想到用更加智能化的科技，去解决我们所遇到的更多的指标的问题。 所以反过来讲说这种量化的指标其实一定是最关键的，但是一定是要不能多，只能少，大概是三五个我觉得最合适的。
然后第二点其实遇到的困难就是刚才讲到的361体系，大概有三四个团队有8个人以上，那就肯定会有1个“1”出来，然后当有“1”的时候怎么和“1”去谈，让他既不伤心，又起到激励的作用，其实是挺难的。我们有两个项目经理直接就在我屋子里跟我说我做不到，因为我真的做不到，这就是我的同事，我怎么能告诉他你是我这10个人当中最差的1个，真的是挺难的。
但是我跟他说，其实我因为有养小孩之后，你就知道有很多时候你才发现，你只有正视问题，开诚布公的跟他坐在那里，然后真正的去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上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我们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是共同的去解决问题。我的手就在你旁边，我们应该拉着手一起往前走，只有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心是敞开的，同时对方才能跟我们去敞开心，我们才能够把“1”逐渐的去减少，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
高京悦（博世中国）：
好的，谢谢晶晶。我现在把麦转给卜一。
于卜一（CDR）：
好的，谢谢京悦，谢谢晶晶，刚才的分享又让我们进一步丰富了对IPE的认识，真的是很详细的介绍，谢谢晶晶，也谢谢京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互动研讨的环节。大家现在可以思考一下，刚才晶晶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大的信息量，大家可以再沉淀一分钟，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者是说在刚才听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有哪些收获，特别想给我们现场的其他伙伴一起来分享探讨的都可以，我们可以在聊天区留言或者直接举手。 我们前期在做报名的时候，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这一场活动最期待的是什么？如果有哪位伙伴想要聊一聊，刚才听下来觉得和自己的期待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更想进一步了解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举手。
李志艳（CDR）：
晶晶我问一个问题，我还是用直接说话，因为敲下来感觉表达清楚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今天你的分享，我觉得给了我一个之前没有考虑到的角度，就是把我们的业务线的评估，比如说我们希望带来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的战略目标等的评估和我们员工的绩效考核这两个元素连在一起了。我以前可能考虑项目评估的时候，我就考虑项目评估了，然后考虑员工绩效考核的时候就只考虑员工绩效考核，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点，你觉得员工绩效考核当中有哪些部分是和业务战略目标有关的，哪些是可能和非业务线有关的一些考量的维度？
王晶晶（IPE）：
好的，志艳。其实那天我们在跟京悦、李颖还有卜一聊的时候，卜一也问了我类似的问题，她也提到说你提到的是绩效评估还是一个监测。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可能内部就一直在叫绩效评估或者是绩效监测，但是我在那天听到卜一跟我讲整个的业务评估和监测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和您一样的思考，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执行的这样的一个绩效考核的制度，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一个纯粹的绩效考核，还是一个全面的监测？我自己其实后面分享下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结合了业务和员工绩效的一个相对全面的监测，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其实在我们运营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它是两点有一定的结合的。
因为其实业务线的评估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从机构的层面和从业务的层面，看我们有哪些量化的产出？这些量化的产出，它最后作用于我们的使命和愿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员工，他都是机构的组成部分，并且像我们其实说是一个大的机构30多个人，但其实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机构，几乎每一个员工的绩效和他的产出都可能和你的业务线评估是直接挂钩的。 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其实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上，就是员工绩效考核的方向上，我们还不仅仅去考核业务的产出，我们会去考核员工成长的情况。就是这一年你对个人成长制定的目标是怎么样的，到年底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去达到？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了王石写的一本书，我觉得很有价值，是万科在用的另一个东西，我们今年去考核我们同事的BMI。这个考虑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觉得我只有运动了之后，精力会特别充沛，并且我能够真正特别好的focus在很多的事情上，并且你如果身材管理能够做好了，最后其实是你的事业管理，很多东西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年其实是定了一个BMI的考核指标，是万科王石他们原来用的，我们也学习过来了，所以在这点上是一个方向。今年其实疫情前几个月我们都是在家办公，然后因为IPE的好处是很多都是线上可以完成的工作，所以都在家办公。我们当时每个月拿出一点点钱，一个月可能就几百块钱，然后给大家去看运动，别的我也看不了，你在家做健身我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就看步数，然后你的步数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每天评出步数前10名的，通过群里去发红包进行奖励。
等到回到办公室，我们办公室里也给大家放上了一些健身的器材，都是小器材，你只要去动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帮助大家去用。曾经有一度我们还执行了一些强制运动的计划，每天有半个小时让大家全都拉出去，去走路或者是去做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因为尤其像IT工程师，他脑回路被打断之后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不做强制的部分了。 但是这一块我们一直都觉得很重要。
所以其实业务线的评估，一个方面我们看员工在业务上的贡献，另外一个是员工个人的成长，今年我们关注员工的健康。
李志艳（CDR）：
确实今天我收获真的是非常大，过去讨论监测评估，还是讨论技术的多一些，然后放在业务战略层面讨论的多一些，然后今天谈到员工绩效，我是感觉把监测评估落到了执行层面。如果我们不能把监测评估的指标，比如说落到每个部门，然后落到每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监测评估它就是一个架在比较虚的层面，和人没关系，现在只有落到个人层面才和人有关系。
高京悦（博世中国）：
我补充一点，刚才我听晶晶的介绍，好像不管是说从内部的，让员工跟 IPE的机构使命相一致，还是说从外部的，撬动企业、合作伙伴还有公众，对跟你们共同去达成愿景和在使命这块都提到。其实我觉得就是双赢，只有大家目标都一致了，可能这个目标才能更容易的去实现。这个是不分内部和外部的，这是我刚才听到的一个小的启发，我就补充这么一点。
王晶晶（IPE）：
谢谢京悦，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其实真的30多个人，可能我们就在办公室里边吼一嗓子，一半都能听见了。每天都是坐在对面的同事，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这样大家才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尤其在公益组织是挺难的，我们能够去找到这种有能力的人才，并且留住人才，其实这些都不容易。
因为我们不仅仅要跟市场上这些高新的企业去拼人才，可能在公益组织当中，我们也不如国际的机构的资源多，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很多时候我觉得每一个能够加入到IPE，并且能够和我们一路同行的同事，其实都是特别难得的。
也分享一下 IPE从2006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算是三个人，我跟马老师都在，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后来2007年我们有新的同事进来，然后2008年09年逐渐进来，其实我们现在在IP工作了超过10年的同事，现在大概已经有五六位，占到了五六分之一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还有工作了七八年的也都有，其实是相对的时间上都比较长。但是我也想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同事有一些其实都挺有个性的，都有自己的很多想法，所以我们其实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就做到穷同存异，然后去找到把我们共同的目标去最大化，并去尊重个性的部分。
尤其是其实像这两年我们有一些90后，甚至都快到90太后的这样的同事进来，其实大家的那种个性化的东西会更多，尤其是在我们供应链的那个部门，真的都是很年轻很有想法的同事，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的是很清晰的，但是也有一些不是很清晰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去做到尊重，然后去做到一块把这些目标制定下来，一块去推进，其实也不容易。但是我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中层的同事，像我们供应链的信息公开的就是两个特别骨干的同事，其实在这种管理当中，他们自己的成长也是特别快的，也能够去把小的团队带领的特别好。
李红颖（险峰）：
谢谢晶晶和晶悦的分享，我有第一个问题是想请问一下晶晶，这个问题是说比如说企业在信息公开这个角度上，其实从过去来讲对它是有挑战的，甚至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IPE在设定这样的一些成效指标的时候，比如除了定量，有没有一些定性的？我只是假设这个里边对于企业来讲，可能是说它需要意识上有这样的调整，但是人的意识和认知的改变其实又是一个非常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IPE在设定指标时会不会有一些定性的，那定性的是什么？定性的又是怎么样去评估的？因为环保数据量化其实相对来讲会比险峰做工作会更容易一些，所以我更关心的是定性的指标是什么以及怎么设定它，怎么评估它？
然后第二个问题可能是针对今天参会的各位小伙伴，因为我们都是做公益的，我经常听大家讲到的一个点是成效挺难评估的，但这个问题稍微泛了一点，我特别想知道大家在评估成效中很具体的有挑战的点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梳理这样的工作，所以当然也有很多困惑了，所以也特别希望知道说在群里的各位伙伴，你们在评估成效的时候，你们遇到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可以把这些问题都抛在聊天框里，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会发现彼此之间有一些共性，后面的话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学习。
Over，谢谢。
王晶晶（IPE）：
好，谢谢红颖的问题，您说的特别对。在信息公开的方向上，其实不仅仅是在前期的时候信息公开，它不能够完全量化的去体现，即使到现在信息公开的这种量化，也需要做一些定性的指标来去支持。
我们以企业信息公开的方向来举个例子，其实一个方面我们去提取企业信息公开的数量是怎么样的，2019年的时候，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数据的收集上，我们已经不给同事去定量了，我们定性了。是因为我们同事跟我们说，你要求的15%已经不能满足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量它可能会一下大批量的出来一些数据，我一下就能满足你了，因为我现在获取信息的手段已经不仅仅是手工的去获取了，我可能通过技术的手段一下就能填进来。 第二个部分是说，因为基本上都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了，可能前期这个量都有了，今年可能都是重复的，进来之后我这边这个量就体现不出来。
所以说15%已经不适用于我们了，然后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要做到全面收集。全面收集就是说只要是政府部门公开的企业环境信息，这4600个信息源，我们应该能够做到在一周之内翻一遍，全部收集一遍，全都过一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也就是说这4600个信息源一旦任何一个公开了，我们在一周之内都要更新到 IPE的蔚蓝地图数据库里面去。第二个部分我们也会通过像PITI政策倡导、两会的这种建言建议和信息的公开的申请，然后去推动信息的4个维度的公开：
第一个是全面性，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把所有的应公开的都公开了。
第二个是及时性，也就是说当你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处罚之后，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全都公开了，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的信息公开做的是相当好的，他可能是在当天就能够去公开。
第三个，你的公开是不是完整的？完整，我们就去看你是不是具体到了每个指标、流速。因为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看到信息公开可能只公布一个企业名称说：行政处罚名单1、2、3、4、5有多少条，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有很多做的特别好的环保部门它已经可以公开到说它因为什么事情被行政处罚，然后比如它的浓度超标了，它的浓度是多少，标准是多少，这些都会有比较详细的公开，我们对同事的要求是这些完整的信息都需要录入到数据库里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想说的是，仅仅依靠这样的一个监测，其实是定量的指标，是方便去做考核的。但是如果真正的去看，其实也回到刚才志艳的问题上，项目的评估或者每一个部门的评估，是需要去看定性的这一块的。并且像IPE的这种PITI、CITI、SCTI的报告，其实都是针对过去一年的项目产生的结果，实际上推动了哪些企业的变化、政府的变化，从而去看到底绩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于卜一（CDR）：
好，我看没有更多问题了，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请我们的两位观察员。首先邀请万科基金会的林虹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她今天有哪些收获和启发。
林虹（万科基金会）：
好，谢谢CDR的组织，也谢谢晶晶跟高老师的分享。
晶晶的分享非常清晰的让我更多的了解 了IPE从愿景到战略到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径。我刚才跟志愿的感受是一样的，当参加这场报名的时候的期待是特别好奇，怎么来做愿景的监测评估？
听晶晶的分享，就看到把业务线的评估跟员工的绩效能够有一个非常紧密的结合，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方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对于社会组织的员工的绩效评估，其实怎么做绩效评估，我觉得在圈里头我们也有特别多的讨论，从人事管理还是从项目的运作这个角度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觉得今天的分享里给我几个感受，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未来社会组织在做绩效评估，还是跟机构的整体的战略，还有项目评估结合的时候，特别关键的几个点：
一个就是需要有全员的参与，员工的参与，我看到 IPE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它确实有个紧密的结合的，所以员工的参与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动态的过程，我看到就是那个过程有比如说四轮的评估，或者在过程当中我们会进行一些调整，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就结合我们的项目的运作，社会组织的一些工作，它其实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动态的过程的调整跟进的过程。
第三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过程的指标跟结果性的指标的结合，因为我觉得往往社会组织或者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很容易相对容易的会去制定过程性的指标，或我们说的一些产出性的指标，但怎么能够有这种成效性的指标的设定，其实是相对来说困难的，但往往是这种成效性的指标才更能够体现无论是机构的工作还是个人工作的深度。
所以在以上三个方面我觉得也体现了社会组织在项目或者在战略的监测评估工作当中的几个关键的点。
回到我刚才讲的一个是参与，同时今天也看到参与里头其实不单只是员工的参与，我听到晶晶其实也提到了，比如说合作伙伴的参与，还有我们在各地的这种的志愿者的参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个刚才讲到的变化，这个也是我们在做项目和战略发展的时候，应该要根据外部和内部的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这个调整可能是在用我们的过程指标与结果的指标进行调整来去回应变化。所以这几个方面可能是我今天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第三个是我听到今天有讲到的一个也让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她提到绿色金融这一块的时候，前期的积累在这块 IPE是特别具有前瞻性的，当外部的环境没有办法相互呼应的时候，这种静待花开，我觉得也是感触特别深。我觉得在未来，不同的社会组织工作的前瞻性，还有资助方以及具体在一线的社会组织，能够怎么样共同具有这种前瞻性，既要有耐心，但同时又做着日常工作的积累，来等待或者来寻找合适的时机来看到这种变化。
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于卜一（CDR）：
好的，谢谢林虹。我们最后请CDR的秘书长李志艳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李志艳（CDR）：
首先还要多感谢晶晶。其实给我们付出的时间远不是我们线上分享的这些时间，包括前期和我们的同事和CDR的小组成员有很多的沟通，花了很多精力，谢谢。我想多说几句，可能会超过5分钟。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监测评估这个话题展开的，我们看到了IPE这家机构它的愿景使命是通过促进信息公开，然后促进政府的监管方式的改进，通过促进企业的整改来促进碧水蓝天。 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我们看到IPE确实对比如说碧水蓝天，我们的空气质量，水质量等等这些污染的状况它有监测评估，同时它也跟踪了过去10年在政府信息公开这方面的一些进展。刚才前面都展示了一些数据，我觉得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IPE的监测评估能做到，不单单是因为监测评估的能力比较强，我觉得它是一种机构综合实力的表现。这种综合实力就包括它在制定愿景使命和策略的时候，是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对待自己的愿景使命，所以他们才会说我这个愿景使命是可衡量的，而且愿意去衡量它。 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同时我们看到他们战略的这种稳定性和长期的延续性。 很多工作都做了10年以上。然后晶晶也展示了我们在好多年前写的战略图，当时我看那个战略图底下有个括号，说我们计划但还未开展，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很多工作已经开展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当初在做战略规划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做到，但我们已经把这个战略规划出来了，可见IPE对战略规划的严肃性考虑的周到程度和严密程度是非常棒的。我觉得这个是挺想给大家介绍的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社会组织规模都很小，即使像IPE这样的机构有30多个人，在整个社会上来说仍然是非常小的组织。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资助机构，包括社会组织，我们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小组织，我们真的能促进社会变化吗？ 与第一部门与第二部门，我们能撬动他们改变吗？我们在IPE身上，我觉得我们看到这种改变是撬动作用，咱们自己在公益圈的小范围内说，还是能发挥出来，能做到的。能做到靠的不是我们的人数多，靠的也不是我们的资金量大，我觉得靠的还是我们本身对社会问题理解的专业性，还有我们这么多年在这个领域我们积累出来的数据，我们战略的这种长期性，有和这些有关，这是他们策略上的特别棒的一点。
当然过去几年我觉得我也一直感谢IPE和自然之友、绿网等等这些环境的NGO组织一直都有交流。我们CDR是一个横向的平台，我们同时看教育组织，也看贫困的农村的组织，我们还是觉得不同领域的组织，大家的做法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些跨领域的交流，可能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各自策略上的一些互有的启发性，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
还是回到监测评估这个话题上。关于监测评估，我觉得IPE是比较创造性的把监测评估开发成了我们的核心业务，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点。什么意思？比如说过去我们好多时候碰到一个社会问题，可能想的就是我们直接去服务，直接去解决它，这是一种方式。但是IPE的方式是社会解决污染问题的靠的是企业，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是政府，而我们IPE的业务就是我们去监测它，当然他们有本身也在做监测，他们也有数据，但是IPE把这所有的监测信息更好的整合起来。
我觉得这个也清晰的说明就是监测本身的力量不仅是对我们核心业务的监测，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改变，而且促进社会改变的力量可能不亚于我们直接去帮助和服务，我觉得这点的启发性很强的。其实看我以前写过一些文章，我提到监测评估的作用，我们看很多专业性的机构，都会把监测评估当做核心业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核心业务的监测，我觉得这个逻辑我还稍微把它描述一下，它不是对核心业务的监测，而它本身监测就是核心业务。
我举个例子，比如像医院，你去了医院里面之后，医生不是马上给你开药，他要对你进行体检，这个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监测，这个监测就是医院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在学校里头我们想教育孩子，我们也不是直接给孩子上课，我们同时也要对孩子进行观察，然后了解他各方面能力的欠缺，哪些地方要提高，哪些地方有优势，然后我们做课程教育。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从这个逻辑上理解监测，可能对于做好我们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有帮助。
最后我还是从IPE这个机构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来讲，我觉得还是看到了咱们资助机构的价值。IPE的业务不适合向企业筹钱，也不太适合向公众筹款，筹不到也都不适合。我们看到过去像SEE基金会，爱佑基金会，阿里基金会，我说的不全，我们有这么多的组织，都对 IPE这个机构给了非常长期的资助，这是长期的。刚才提到SEE资助了5年的时间，然后爱佑连续三年的时间，我相信也许合作的时间周期可能比这还要长，给的资金的额度也非常大。
当然比如说100万200万300万在公益圈是大钱，在整个社会当中是小钱，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战略性资金，如果没有长期的耐心的战略性的资金的支持，我觉得还是很困难，我们就不得不为了我们机构的生存，去调整我们的业务战略，然后可能会去做一些对实现我们的愿景使命不是最直接的目标的那种策略。 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到资助结构的价值。我觉得这种资助的模式还是很值得很多资助机构去借鉴。在IPE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资助类型的成功案例，这种资助方式的路径是通的。好，我就分享到这儿。
于卜一（CDR）：
谢谢志艳。今天的干货真的特别多，回头我们也还是会针对IPE的案例做进一步的跟踪和整理，也会在我们的CDR学习中心去更新今天的课程，也欢迎大家关注。相信大家在今天的各种干货输入里面肯定都有自己的收获，最后也希望大家给我们做一个反馈，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或者等一下我会发一个链接到聊天框里，大家也可以直接用链接。
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晶晶，感谢京悦，感谢林虹，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