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出资背景

在调研样本中，62%为企业出资，36%为个人出资。这与中国社会捐赠的整体结构基本吻合。在社会捐赠总额中，企业捐赠约占70%，个人捐赠约占30%。这一比例格局，主要由我国的税收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共同塑造。

图1：调研机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N=95）

2. 发展阶段

我们以在中国内地开展第一个公益项目的时间为起点，0—5年为探索期，6—15年为发展期，16年及以上为成熟期。

在调研机构中，20%处于探索期，55%处于发展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25%的资助机构已进入成熟期。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公益生态中已涌现出一批颇具经验、见解和特色的资助机构。它们扎根本土议题，在资助理念、资助手法和资助成效上不断探索与沉淀，形成了各自的实践积累，成为中国公益生态中重要的中坚力量。

图2：调研机构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内地开展第一个项目至今时间）（N=95）

3. 机构规模

我们以2025年公益支出为标准，将资助机构规模分为三档：500万以下为小型机构，500万—3000万为中型机构，3000万以上为大型机构。调研机构中，26%为小型机构，53%为中型机构，21%为大型机构。

图3：调研机构2025年公益支出（N=94）

1.1 中国社会捐赠总额连续四年下降

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执行院长宋宗合老师撰写的《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中国社会捐赠总额已经连续四年下降，其中2024年下降8.7%，降幅比较显著。

图4：2011-2024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亿元）

1.2 企业捐赠下降尤甚，个人捐赠的未来令人担忧

把社会捐赠总额拆分为企业捐赠和个人捐赠两部分来看。企业捐赠的降幅更为突出，2024年下降了18.6%。综合近几年的数据，可以大致判断，2024年中国企业捐赠已回落至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再看个人捐赠状况，在疫情前，个人捐赠已经连续四年稳定在500亿以上。近几年，公众筹款的疲软直接反映到数据上，个人捐赠基本维持在400亿左右。2025年初，公众互联网筹款备案号审批收紧，预计2025年个人捐赠仍可能下降。我们等待明年的数据再来验证。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捐赠总额并未随着 GDP 增长而增长。影响社会捐赠总额的变量还有很多，经济因素未必起主导作用。

图5：2011-2024年企业捐赠与个人捐赠金额（亿元）

2.1 资助机构年度收入显著下降，年度支出则保持刚性

调研机构中有92家机构以基金会形式注册，我们通过基金会中心网获得其年度收支数据。

首先，资助机构的年度收入显著下滑。看平均数，2022-2024年年度收入平均每年下降39.2%。看中位数，降幅相对缓和，2024年下降了21.6%。

与之对应的，资助机构的年度公益支出则保持相对刚性。看平均数，2022-2024年年度公益支出稳步上升，平均每年上涨7%。看中位数，平均每年上涨9.2%。

支出刚性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必须支出上一年净资产的8%，另一方面，战略已经制定、项目已经启动，资助机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维持既有支出规模。

图6：调研机构2022-2024年收支平均数和中位数（N=92）

中位数和平均数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大型资助机构上。大型资助机构的年度收入下降幅度更为陡峭，呈现出一条急速下滑的曲线。中型和小型资助机构的状况则总体相对平稳。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呈现的是资助机构的总体状况。机构之间的个体差异相当显著。在过去几年里，既有收入和支出持续增长甚至翻倍的机构，也有大幅下滑甚至陷入停转的机构。

图7：不同规模的调研机构2022-2024年收支情况（N=92）

2.2 为了确保资金稳定可持续，过半机构已开始行动

收入下降、支出增长已在资助机构工作团队中引发较大的忧虑。调研显示，为保障资金的稳定与可持续，55.8%的资助机构已开始采取行动。

资金可持续的方式，采用最多的方式是多元筹资（占24%），也就是说资助机构也开始筹款了。当然，这未必就是一个负面信息，尤其是考虑到62%的资助机构为企业出资，面向员工以及商业伙伴筹款，也是一种激活商业生态参与公益的好方式。

资助机构考虑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机制，未必是迫于短期收支压力。我们注意到，一些资助机构——尤其是处于发展期和成熟期的机构——其发起人已开始考虑个人事业的长远安排与机构的长远规划，并将治理结构、资产传承和文化延续等机制性安排提上了日程。

图8：确保资金稳定可持续，调研机构已经采取的措施（N=95）

3.1 调研机构90%已经在做资助，56%为高资助型

我们将“资助比重”定义为资助机构用于资助其他主体开展公益项目的资金占其总体公益支出的比例。

根据2025年的数据，我们将调研机构分为三类：11%为低资助型（资助比重低于20%），34%为混合资助型（资助比重在20%—80%之间），56%为高资助型（资助比重高于80%）。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果反映的并非中国公益资源方的整体状况，而是资助者圆桌平台伙伴的情况。这是一批经过筛选、正在积极开展资助、在公益领域高度活跃并与资助者圆桌保持长期联系的机构。

图9：2025年，调研机构公益支出中用于资助其它主体开展公益项目的资金占比（N=95）

哪些因素影响资助比重？

第一，出资背景。无论是企业出资、还是个人出资都不影响资助。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个人公益比企业公益更倾向资助”这一判断。

第二，发展阶段。做公益时间越长，资助比重总体越高。成熟期机构，大多是高资助型机构。当然，这很可能与我们的伙伴筛选机制有关。

第三，机构规模。大型机构的资助比重相对更高。对于大型机构而言，资金是其核心优势之一，配置资金是大型机构的重要工作。

图10：资助比重与发展阶段的关系

图11：发展期机构中，资助比重与资金规模的关系

3.2 过去两年，出资方对资助的认可度更高了

在过去两年间，调研机构出资方对资助的认可度有所提升。41%的出资方更加认可资助，更不认可资助的仅有5%。

看发展阶段，探索期是资助态度转变的关键时期。

看资助比重，资助比重较低的机构更容易出现资助认可度提升，资助比重较高的机构则态度较为稳定。

我们也感受到，资助这一话题在公益行业内开始显性化。在此之前，行业内常见的疑问是：中国还有机构在做资助吗？资助还重要吗？而近两年，各类行业会议和媒体报道中，探讨资助、分享资助案例的内容明显增多。这一变化，很可能源于中国公益资金环境的整体转变。政府采购服务资金大幅缩减，公众互联网筹款趋于疲软，公募备案号审批收紧又使月捐这一重要资金来源受到限制，资助的重要性由此大幅提升。

图12：过去两年，调研机构出资方对资助的态度变化（N=95）

3.3 “花钱难”大于“不够花”

前面提到，资助机构之间的收支差异很大。在调研中，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资助机构是预算不够花，还是预算花不完。

结论是，23%的资助机构预算花不完，高于预算不够花的比例。这意味着，近四分之一的机构在财务上足以支撑更多支出，但这部分潜力没能得到充分释放。这样的结果，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方面，部分资助机构可能在治理结构、资助战略、团队配置与团队能力等方面已经触及瓶颈——要进一步释放潜力，组织能力需要新的突破。另一方面，它也提示我们，公益领域的挑战不仅是资金总量的多少，更在于资金供需之间的匹配：一边是花不出去的资金，一边是找不到资助的行动者。

图13：调研机构预算完成情况（N=95）

1.1 资助对象类型更加多元，资助机构的布局在扩展

在过去两年间，资助机构的资助对象类型更加多元了，几乎每一家都增加了资助对象的类型。

其中增加最多的是民间公益组织及其从业者，其次是高校、智库及研究机构，然后是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减少最多的也是民间公益组织和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增减相抵之后，民间公益组织仍然是净增最多的类别。

图14：过去两年，贵机构增加/减少了对哪类伙伴的资助？（N=95）

1.2 不同类型的资助对象有不同功能

我们注意到，不同类型的资助对象之间并不存在结构性的替代关系——不是说资助机构多支持了这一类，就不再支持另一类了。不同类型的资助对象，对资助机构来说功能很不一样，很可能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高校干的事公益组织干不了，公益组织干的事高校也干不了。具体把资源给谁、用来干什么，取决于资助机构自身的目标和策略。

表1：不同类型资助对象的功能

2.1 “设计者”是主流，“生态建设者”是趋势

洛克菲勒咨询集团提出了慈善运作的八个角色模型，我们结合中国的语境略作修改如下。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很多资助机构在讨论战略定位时，不仅要考虑为什么人解决什么问题，还要考虑机构自身的功能角色是什么。没有哪一家机构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的工作边界是有限的。很多资助机构的发起人在谈到组织定位时提到，“不缺位、不越位”。不缺位，是说我们要积极有作为；不越位，是说要找准自己的角色，有些功能应该由政府、企业、资助伙伴甚至受益人自己去完成。

1. 播种者：在一个议题领域或地理地域支持大量的初创公益项目或机构，不以其中一家产生巨大影响力为目标。
2. 风险投资者：寻找有潜力的项目或机构，提供灵活资助，期待其能够产生较大影响力。
3. 财务赞助者：挑选成熟的项目或机构，支持其常规运转或者扩大规模。
4. 设计者：自己设计或者邀请专家设计项目模式，寻找或邀请其它机构负责一线实施。
5. 人才支持者：寻找、支持以及联结能够促进社会变革的人，关注其潜力而非具体的项目目标或策略。
6. 研究倡导者：资助研究或者自己参与研究，为政策制定者、企业或社会组织提供干预理念和干预模式。
7. 召集者：围绕一个明确议题或行动目标，组织跨部门的多元相关方，协同推动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
8. 生态建设者：在议题领域、地理地域、公益行业等范围内，识别生态与理想状态的差距，资助生态建设。

大多数资助机构是混合形态，也就是兼具2-4种功能角色。

当下，中国资助机构最多的角色是设计者（占比44%），主导项目模式的设计。其次是财务赞助者（38%），主要起到提供资金的作用。

最少的角色是召集者（10%）和研究倡导者（17%）。中国的研究型基金会数量相当有限，大部分资助机构是在开展项目之余，略微资助一些研究。召集者虽然近年涌现了一些案例，但数量仍然最少，因为这一角色对战略能力和协同能力的要求很高。

图15：过去两年，调研机构扮演的最重要的1-3个功能角色（N=95）

未来两年，资助机构希望新增的角色最多是生态建设者（18%），其次是设计者（14%）。

设计者过往数量多，未来还将继续增加，这是中国资助机构一个不能忽视的特点。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建设者，生态建设者现在已经有一定数量，未来增加意愿排在第一位（18%）。

图16：未来两年，调研机构希望新增的功能角色（N=95）

看到资助机构的角色分布，我们不由地想，哪些思维在影响着资助机构。

其一，产品思维。资助机构的出资人，包括企业以及企业家个人，过往大多有商业背景，不少人做的是实业，产品思维早已深入骨髓。

其二，生态思维。现在很多企业也讲生态，企业不是在孤立发展，企业越来越把自己的利益相关方、供应链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尤其是不少企业是平台型企业，生态思维更为突出。

其三，投资思维。不少出资人是投资公司背景，或者自己有丰富的投资经历。资助机构中的风险投资者、播种者、人才支持者都有投资思维在起作用。

虽然从数据看设计者比重最高，但我们不必把产品化视为中国公益的唯一特征，也不必把设计者视为中国资助机构的唯一角色——生态思维、投资思维同样在形塑着中国的资助生态。

2.2 出资背景、资金规模、发展阶段均会影响资助机构的角色选择

哪些因素在影响资助机构的角色选择？

出资背景。前面提到，出资背景并不影响资源方是否做资助，但是出资背景影响资助机构如何做资助：企业出资的资助机构，高频角色是设计者和财务赞助者，其中设计者与企业出资的相关性统计显著。个人出资的资助机构，高频角色是人才支持者、播种者和生态建设者，其中人才支持者与个人出资的相关性统计显著。

资金规模。召集者、生态建设者更多出现在资金规模较大的机构中，且统计显著。

发展阶段。随着机构成长，人才支持、研究倡导和生态建设的占比整体提升，其中人才支持者与发展阶段的相关性统计显著。

我们在和资助机构互动的时候，曾问一家机构：“这个项目非常复杂，你觉得要想做好，关键成功要素是什么？”对方回答说，“人”。人选对了，项目方案可以边做边调整；项目所需要的政府关系、社区关系，也都要靠人去调动。只有负责实施的人有了主动性，事情才能真正推动起来。在相对成熟的资助机构看来，人，可能比方案更重要。

1.1 出资方对资助成效基本满意

图17：调研机构目前资助的项目/机构成效，出资方满意的比例（N=95）

我们调研出资方对资助项目/机构成效的满意度。将“大多数不满意”和“一半满意一半不满意”合并来看，属于中低满意状态，占13%；“大多数满意”及以上，属于高满意状态，占86%。

86%的满意度意味着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满意度打分，90%及以上可以理解为优秀，80%-90%可以理解为及格，80%以下应该理解为不及格。86%的满意度，落在及格区间，说明出资方对资助成效整体认可，不算亮眼，但也说得过去。

1.2 工作团队与出资方的成效认知仍有一定张力

我们再来看，工作团队和出资方的成效满意度的一致性。工作团队与出资方感受一致的占74%，感受不一致的占20%，这意味着一致性不高，双方对成效的认知有一定张力。当然，张力本身是一个事实，不能简单判断好坏。有时候，张力恰恰是推动创新和改变的来源。

图18：调研机构目前资助的项目/机构成效，工作团队满意度与出资方的异同（N=95）

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双方的公益期待有很大不同，比如：

• 有些出资方希望工作团队充分调动出资方的资源，包括员工参与、企业品牌、商业伙伴及其他社会关系，而专业团队则顾虑目的的公益性和专业性。
• 工作团队对受益人需求和干预方案的判断，和出资方的想法存在分歧。
• 工作团队希望从援助型公益深入到赋能型公益或系统改变型公益。
• 工作团队能够感受到工作过程中的价值，而出资方更看重最终受益人的最终结果。

差异还来自沟通层面，比如：

• 工作团队和出资方之间缺乏足够频次的直接沟通。
• 缺乏有效传递成效信息的方式，报告、数据、案例等素材往往很难真正传递成效，出资方究竟花多少时间读报告，本身就是个问题。

我们和出资方交流的时候经常说，工作团队和出资方，两种角色非常不一样。出资人可以说“这是我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可以说“只要帮助到一个人，就值了”——这是出资人的视角，也是出资人的特权。工作团队是受托人，是专业人士，工作团队要讲原则和方法，要做受益人调研、行业调研、要设计战略，要用系统的方法做出效果，对出资方及受益方负责。

这两种身份的差异，如果处理得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互补的建设性关系，有人强调初心、同情、感性的因素，有人强调专业、理性、系统的因素，共同把资助做得更好。

当出资方对合作项目成效满意时，他们/她们满意在哪些地方？

选择最多的是认可执行过程，占47%，包括过程中沟通反馈及时、执行高效、规范、透明、按计划推进、出资方有参与和体验的空间等方面。

其次是认可项目效果，占30%，包括看到受益人的变化，项目的方法和模式可复制、可持续。

第三是认可影响力，占20%，即项目直接效果之外带来的政策推动、品牌建设、政府关系增进等。

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首先保证把该做的事情做了，该沟通的沟通了，然后再说效果的事，直接的效果有了，再说影响力的事。这是出资方看待成效的视角。

图19：调研机构出资方对合作项目成效满意的原因

当出资方对合作项目成效不满意时，不满意的点又是什么？

最多的是对项目效果不满意，占30%，受助方说不清效果或者效果不达预期。

其次是不认可执行过程，占22%，未按计划推进、项目质量不高、财务不规范、人员变更、反馈沟通不足等等。

第三是资助对象缺乏主体性和成长性，占14%，主要表现包括项目规划缺乏主动思考、一味的资源导向或者依赖惯性工作等等。

图20：调研机构出资方对合作项目成效不满意的原因

1.3 对成效满意，是出资方认可资助的基础

能否让出资方感受到资助的成效，是出资方认不认可资助的关键变量。

高度满意的出资方中，对资助更加认可的占48%，不认可的只有4%。出资方对效果满意却不再做资助，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但很少见。反观中低满意的出资方，对资助更加认可的只有10%，更不认可的则达20%。能不能让出资方感受到资助的成效，是出资方认不认可资助的关键变量。

图21：成效满意度与资助认可度的关系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当工作团队与出资方对项目的评价不一致，会放大出资方对资助的不认可。

换句话说，如果双方对公益效果的判断一致，就不会影响出资方对资助的态度——无论满意与否，判断都不会因此改变。但是，一旦双方看法出现分歧，就会加剧出资方对资助的不认可。有些出资方会感觉工作团队和自己不是“一伙的”，反倒是资助对象跟工作团队更近。这种不一致感，会加剧双方的分裂，进而加深出资方对公益组织乃至整个公益行业的负面印象。

1.4 让出资方直接参与项目是协助其感受资助成效的最好方法

有哪些方法能够有效的协助出资方感受资助成效？

遥遥领先的是让出资方直接参与项目。前面提到，满意度的来源其中之一是体验和参与。出资方有现场参与和体验的需求，哪怕组织一次并不容易，工作团队也要有意识地创造这种机会。其次是日常工作中保持高频紧密沟通。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通过报告——如评估数据和案例呈现——只能排在第三位。在资助工作流程中，报告当然不可或缺，但其效果只能排在第三位。

资助工作者是专业人士。但专业并不只是把理论、方法、数据搞清楚，还包括帮助出资方、执行方、受益方彼此增进理解。这些非标准化的、非分析性的工作，同样是资助工作者需要习得的技能。

图22：调研机构的工作团队，有哪些方法可以有效协助出资方更好的感受资助成效